张艺谋说，1950年我出生在西安，原名叫张诒谋。诒字不好认，上学时老有人念错，有念成张治谋的，有念成张冶谋的，后来干脆自己把名字改了，叫了艺谋。我们家三兄弟，我是老大，底下两个弟弟。
​因为家庭问题，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学校里的活动轮不到我，同学也不敢和我走得太近。我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画画、写字，不说话，也不惹事。西安的城墙根儿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一个人靠着斑驳的砖墙，看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1968年，我初中刚毕业就下乡插队，我们几个知青挤一个窑洞，每天拉车、起粪、干大田里的苦活。黄土高原的太阳很毒，晒得我皮肤黝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吃粗粮，日子过得很苦。可我反而觉得踏实，至少不用再看人脸色，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活着。
​21岁那年，大招工开始了，别的知青都高高兴兴地回了城，只有我，因为家庭问题，没有一个厂家敢要。最后还是咸阳国棉八厂看我体格好，篮球打得不错，才勉强放宽了政审条件。我成了一名搬运工，每天扛着几十斤重的棉包在车间里来回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迷上了摄影。一开始只是借朋友的相机瞎拍，后来越拍越上瘾，做梦都想有一台自己的相机。可一台海鸥相机要几百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块。我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就咸菜，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最后实在凑不够，还去卖了一次血，才终于把那台宝贝捧回了宿舍。
​没有老师教，我就自己买书看，买不起的，就从图书馆借来，几十万字的书，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晚上别人都睡了，我就在宿舍的灯下，一边抄一边琢磨光圈、快门、构图。后来厂里发现我会画画、会拍照，就把我调到了工会，专门负责出板报、拍宣传照。我终于不用再扛棉包了。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咸阳。我拿着招生简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怦怦直跳。摄影系只招22岁以下的学生，而我那年已经28岁了，所有人都劝我别做梦了，可我不甘心。这是我这辈子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我带着自己拍的厚厚一摞照片去了北京。招生老师看了我的作品，都赞不绝口，可年龄这道坎儿，谁也不敢破。我没有走，留在北京到处求人，后来辗转托人，把我的作品集和一封自荐信送到了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部长看了之后，亲自批示：“人才难得，年龄大少学两年。”
​就这样，我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年龄最大的学生。走进校门的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我知道，我比别人晚了整整十年，所以我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别人玩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看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暗房里洗照片。四年时间，我几乎没有出过校门。
​1982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那是个刚成立的小厂，条件很差，可我不在乎。只要能拍电影，再苦再累我都愿意。1984年，我在《一个和八个》里担任摄影师，第一次让中国电影界看到了不一样的光影。1986年，我主演了《老井》，拿了三个影帝。1987年，我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红高粱》，没想到竟然拿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后来的日子，我又拍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再后来，我拍了《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2008年，我导演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22年，又导演了冬奥会开幕式。很多人说我是“国师”，是中国电影的旗帜，可我心里清楚，我就是那个从西安城墙根儿走出来的孩子，那个在棉纺厂扛过棉包的工人。
​我今年76岁了，还在拍电影。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看剧本，开会，和年轻人一起讨论。有人问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我说，因为我热爱。电影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还能站得起来，还能说话，我就会一直拍下去。 http://t.cn/AX6NIo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