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当时的艰苦，随便摘取一些当时的资料，可以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野司：今12时气温室外（阳光下）43度，室内32度。

12兵团28日12时

野司：今午摄氏46度。

15兵团26日

野司：今日长沙气温42度。

解潘12日

以上都是四野部队江南休整期间的电报。

休整期间，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保健处的一篇报告中，说：7、8月平均热度在37℃，到7月下旬汉口最高热度到了57℃，江西宜春48℃，万载57℃，这个气候与东北冬天比起来正是相反，东北冬天最冷才零下37~40℃，而江南八月初的温度在零上37~57℃，在这种气候下行军，是最易生病及中暑的，如41军于汉口过江前后3天竟有300余人中暑，死亡了53人。

而在此前，各军、兵团雪片一样飞向四野司令部的，则是“热死人”的电报。

7月16日，​“林邓萧赵”在给军委的《可否将长裤改短裤》的电报中，开篇就是“因南方死热……”7月23日，林彪、邓子恢、萧克等人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有这样4段：

一、38军7天内发病3，400名，其中疟疾占50%。39军行军中，一天即中暑500余人，又在5天内仅疟疾病员即发生645人。

二、15兵团（主要43军）现有病员万余名，仅4日至13日的9天中，即减员4，536名，其中热死25名。48军161师3天中发生病员800余。43军127师15天的行动中，非战斗减员为1，839名。有不少连病送医院占1/2。以上均系零星反映材料，实际不止此数。21日41军渡江南下，据称沿途皆是病员（多系中暑）​。

三、4兵团此次行动以来，热病7，000余人，马百余匹。

四、病员激增主要原因是盛暑行军，又加雨季时晒时湿，再加装备较重，而此期作战为抓敌人常急行军、强行军（近五六日来已改变了）​。北籍战士水土不服，至部队甚疲劳，其次是粮食供给不上。

离休前为某军副政委的官勇老人，当时是48军文工团员。

老人说：湘赣战役，我们追到江西万家堡，接到命令奔湖南。天亮了，又接到命令回江西，就是跑，一天跑死18个，都是中暑，都是北方人。口吐白沫，脸上肌肉抽搐，像笑似的。

离休前为某部政委的张旭初老人，当时是49军147师439团1营教导员。

老人说：程潜、陈明仁起义后，有几万人叛变南逃，我们师从安化向宝庆（今邵阳）追击。在新化这边，团里通讯员骑个单车（自行车）​，来我们营送信。到我和营长跟前，一脚刚踏到地上，那人就栽倒了，口吐白沫，一会儿就不行了。我们以为是累的，哪是呀，中暑。

李洪奎老人离休前为40军副政委，南下时是40军118师354团政委处主任。

老人说：湘赣战役期间，我带收容队负责收容。收容队的几辆大车，开头一多半闲着，越走“乘客”越多，后来增加到十几辆也不够用了。就动员病轻的、恢复得快的，下车走，轮换着慢慢走。一说，能动弹的都要下车，那时的人自觉呀。路边那人多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有的好些了，坐起来，见我们来了，老远就晃晃悠悠站起来。有的还昏昏沉沉的，有的迷迷糊糊爬进树林子里，爬出十几米、几十米。林子密，不透光，凉快呀。背包都在路边放着，有背包就有人，就得找到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倒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这就危险了，首先救助这种人。

过九岭山时，收容了1，000多人，就是说全团近一半人进了收容队。热死5个战士，就地掩埋了。

赵兴元老人说：打攸县，连打带追，我们营一天热死两个。打电话向团里报告，作训股长说全团热死8个。

离休前为大连水产公司工会副主席的鞠海清老人，黑龙江省龙江县人，当时是39军115师345团4连9班士兵。老人说：

到河南时天气不凉不热的，一些东北兵还争论天冷好，天热好，过了长江就“霜打的茄子—蔫巴了”​。坐在树荫凉下，恨不得扒下一层皮来，那人还热得呼哧呼哧直喘。再加上拉肚子、打摆子、生疥疮、烂裆，你说那人会折腾成什么样儿？连马都热死了，人再能抗，还能折腾过牲口吗？

有的就说趁早打仗打死算了，有的说不打死也不能再遭这份罪了。不是“怕苦不怕死”​。咱是翻身农民，又打了几年仗，什么苦没吃过？实在是遭不起这份罪了，祖祖辈辈也没遭过这种罪呀！

我这辈子觉得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那一个多月了。

有的东北兵受不了那热，自杀了。

若不是挂着家里还有个老妈，我也不想活了。

离休前为宁夏军区参谋长的戚国祥老人，辽宁抚顺市人，1945年15岁参军，南下时是47军139师炮兵营书记。

老人说：

在襄樊，还没过江，我就打上摆子了，好家伙，压上3条被子浑身还直哆嗦，牙磕得直响。心里这个纳闷呀，天这么热，怎还这么冷呀？一会儿又发起烧来，烧得迷迷糊糊的，嘴唇都烧破了。47军东北人多，有的一个团的战士都是一个县的，谁也没见过这阵势，医生、卫生员开头也不懂，干着急，都说这是什么病呀？这地方怎么还有这种怪病呀？头两年体检，医生说你得过疟疾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脾大—得过疟疾的人脾都大，四野脾大的人可多去了。

邵云升老人，离休前是广州军区政治部办公室秘书长，当时是49军147师侦察队指导员。

老人说：过江到了公安县，一些人就打上摆子了。有个战士叫王什么来着？不到20岁，吉林人，行军时摔倒了。我和通讯员背他去师医院，就在我背上死了。离休前为锦州市环保局长的孙洪瑞老人，当时是40军119师357团2营5连指导员。老人说：打摆子先冷，半小时、个巴小时后开始发热，烧到39、40度，恶性的能达到42度。有的一天发作一次，有的隔天发作，有的三、四天一次，还有一天几次的。不管多长时间一次，你上午8点，他下午3点，到时候就来“上班”了，那才准呢。又冷又热折腾你两三个小时，出身透汗，身子就轻快些了，那人就越来越虚了，脚下就没跟了。发作起来，头痛眼花，口干舌燥，脉搏、呼吸加快，恶心呕吐，有的还拉稀。论起防冻、治冻伤，四野老兵部有一套。可打摆子这些症状，没有治疗南方病经验的医生，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就算确诊了，开头也没药呀？我是隔天一次，不轻也不重—老天爷够照顾的了。

离休前为大连警备区参谋长的杜博老人，当时是39军115师炮兵营长。

老人说：我们营1，200多人，一个教导员左光远，一个1连长吴德胜，就他俩不打摆子，我是又打摆子又拉稀。

王选文，吉林省敦化县人，离休前是广州军区坦克训练团政委，当时是47军140师420团4连8班长。

老人说：那稀拉的呀，也没个遍数了。行军休息，到路边草棵子里，裤子一褪，侧歪身子一倒，休息、拉稀两不误，妈个巴子随便拉。

韦统泰老人，离休前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当时是45军135师405团团长。

老人说：湘赣战役追击白崇禧，我是又打摆子又拉稀，后来都拉血了。可枪一响，稀不拉了，摆子不打了，还有烂裆生疥患夜盲的，一下子全冲出去了，生龙活虎都成了好人。枪响治百病。枪一停再看，稀又来了，摆子又打上了，烂裆的又拉巴上了，有的晃晃悠悠的就倒了。

夏发老人，离休前是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与冯怀宪都在436团，他是1连指导员。

老人说：枪响治百病，重的治不了，轻的能治，甚至能治几次，再多就不行了，因为那不是药，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那人就拖垮了。青树坪战斗，两天两夜，攻守进退，我这个指导员还得叮嘱、检查病号，别把战友丢了。谁病了，昏那儿了，撤退时得把他背回来。白天好办，晚上，黑灯瞎火的，就难了。我们连就丢了一个，叫刘洪儒，黑龙江克山县人，打摆子，昏迷不醒，被敌人弄去云南，又被兄弟部队解放过来。当时列入“失踪”​。​“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找我搞外调，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7月25日，14兵团政委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在给“各军转各师炮团并报野司”的电报中，说：41军近两三天之行军病亡50多人病者达3，000余。

7月31日，40军在给“兵团并报四野”的电报中，称：目前我们病员全军共大小病五六千人无药治疗后方药品款子未送上。

8月17日，四野部队江南休整期间，四野司令部一处（作战处）队列科，在《七月份野战部队发生病员及病亡统计表》中，有这样一些数字：

疟疾21，410，中暑5，360，腹泻5，522，肠胃病3，591，痢疾3，510，感冒3，724，皮肤病、下部溃疡、下肢浮肿、湿疹等等9，449，总计52，566人，其中病亡652人。

另外，还有逃亡9，174人，自杀168人。

而在半个多月前的一次调查中，仅30个步兵师的病员总数即达10万之众，有的部队已经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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