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与主体稳定》

连续写了好几篇对“1644史观”进行系统批判的文章了。批判归批判，也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这种史观在民间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绝非偶然。它背后折射出的，是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群众，在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自身历史主体地位的一种重新觉醒。这种觉醒本身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主体民族意识回归的必然表现。

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看到，这种觉醒如果缺乏正确引导，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大汉族主义的抬头，将主体民族意识异化为对其他民族的排斥与歧视；二是贵族主义的回潮，既有将对清朝统治者的批判扭曲为对特定族群的敌视进而萌生出某种“高等族群”的优越意识，也有延续至今的一些贵族意识（包括满清贵族）的再次泛滥。这两种倾向都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一、主体民族的自信崛起

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其自信觉醒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长期承担着中华文明主要传承者和发展者的角色。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是第一了）、科技创新实现巨大突破、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空前高涨。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上，也体现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上。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汉族群众对自身历史文化主体地位的重新确认，本质上是文化自信在主体民族层面的具体体现。这种自信不是排他性的，不是“汉族优越论”，而是对自身作为中华文明主要承载者这一历史事实的坦然承认。主体民族意识的觉醒，只要在正确轨道上运行，不仅不会削弱“多元”，反而会为“多元”提供更加坚实的稳定基础。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许多知识分子将落后归因于传统文化，主体民族意识被压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自信逐步恢复，“1644史观”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恢复过程中的“应激”现象。是主体民族在摆脱自卑、重建自信过程中的正常“应激反应”。关键在于，要将这种情绪引导到正确方向，使其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而不是异化为分裂民族关系的破坏力量。

在肯定主体民族自信崛起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大汉族主义的潜在风险。大汉族主义的本质，是将主体民族的地位绝对化、特权化，否认各民族平等团结。它表现为将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视少数民族文化的贡献；对社会交往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抱有偏见；将民族优惠政策简单视为“逆向歧视”等。

二、文化（清宫戏）祛魅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影视市场中清宫戏、辫子戏的泛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从《还珠格格》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甄嬛传》，清朝宫廷题材长期占据荧屏主流，清朝皇帝被塑造成勤政爱民的正面形象，清宫生活被描绘得富丽堂皇。这种全面美化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清朝历史的复杂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客观认知。

清宫戏的泛滥有很多原因。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史料丰富、故事性强；同时也不排除某些文化精英的审美偏好和价值取向，比如对清宫生活的“怀旧式”想象，折射出对封建等级秩序的潜意识迷恋。这种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清朝审美霸权”。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和审美判断力的提升，这种“滤镜”正在被逐步打破，清宫戏热度下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清宫戏的祛魅与主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当人民群众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清朝历史时，自然会追问，为何清宫戏只展现皇帝的“雄才大略”，却很少展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悲剧？这种追问意味着人们不再满足于被灌输的“标准答案”，而是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历史。这就是主体民族意识觉醒的体现。

但这种觉醒需要正确引导。祛魅不应当走向对满族同胞的敌视，不应当演变为对整个清朝历史的全面否定，更不应当成为煽动民族对立的工具。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批判清宫戏的美化倾向，是为了还原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为了否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客观地位。

清宫戏祛魅的过程，一定要在本质上把握“破”与“立”的辩证统一。“破”的是对清朝统治者的盲目美化、对封建专制的粉饰；“立”的是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现代民族观、人民至上的历史评价标准。在“破”的同时，更要“立”起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叙事。

三、清算不彻底

这一段，可能有点敏感，也是主流不方便讲的。我只能斗胆简单说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相较于以往王朝更替时的“彻底清算”，对清朝的清算确实存在特殊性、不彻底性（同样，历史的看，如果要彻底，会有很多“残暴”（比如清灭明和李自成等反明的过程中，肉体上几乎消灭了所有朱氏后代），我们也批判那种残暴）。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动荡之中，缺乏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政权来对清朝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评判。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更为紧迫的任务，使得对清朝历史的系统“清算”被长期搁置。这种“清算不彻底”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人民群众对清朝历史的认知长期模糊片面，清宫戏的美化叙事乘虚而入；二是清朝灭亡后遗留的某些贵族思想、特权意识，在特定社会圈层中得以延续。“八旗子弟”的“高等”心态，一旦遇到合适的触发条件，就会以激烈的社会情绪爆发出来。我个人认为，“1644史观”的流行，正是这种历史欠账在数字时代的一次“集中释放”。

贵族思想和精英意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是三座大山在思想上的残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对立。某些人自视“高人一等”，认为拥有特殊血统或文化资本，应享受特殊尊重；在人际交往中讲究“门第”“出身”；在文化审美上鄙视普通群众的趣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贵族思想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在民族工作、文化工作领域，某些人以“高等民族”“贵族血统”自居，某些文艺作品渲染封建等级秩序、美化贵族生活方式，这些现象虽不普遍，但影响很大、很坏，价值取向具有极强腐蚀性。

贵族主义的危险还在于它很容易与民族主义交织，形成“高等族群”意识。认为本民族在血统、文化、智力等方面“优于”其他民族，应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力。这种意识，无论是“汉族优越论”还是“满族优越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贵族主义”，都是对“各民族一律平等”宪法原则的严重违背，都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破坏。

四、“两种民族主义”的共同危害

大汉族主义是危害民族团结的主要危险之一。历史上它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现实中则更加隐蔽，比如嘲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质疑民族优惠政策，在网络空间贬低少数民族历史地位，隐性支持“1644史观”等错误史观。大汉族主义不仅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感情，也损害汉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民族隔阂和对立的最终受害者，是整个中华民族。

狭隘民族主义是另一种错误倾向。它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和利益，将本民族利益置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之上；对主体民族抱有偏见，拒绝承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在文化认同上排斥中华文化共性；在政治诉求上提出超越宪法和法律框架的特殊要求。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西方敌对势力常利用狭隘民族主义制造分裂和动荡。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防范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

面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双重威胁，我们提出“各去所偏、归于一是”的解决路径。

“各去所偏”要求各民族克服自身偏见。汉族克服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归于一是”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这一原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既反对只批评某一种民族主义，也反对将两者等同视之。在中国的民族国情下，大汉族主义是更主要的危险（因其涉及主体民族，影响面更大），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两者都必须坚决反对。

五、优惠政策调整与社会公平

1644史观和主体民族过激表现的另一个原因，是优惠政策的问题。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优惠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政策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基础设施薄弱，需要差别化政策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随着时代发展，民族地区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某些原有政策已不完全适应当前实际，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完善。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调整必须把握好“区域化”和“精准性”。区域化意味着差别化支持政策主要依据地区发展水平而非民族身份确定，同一地区内各民族群众应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精准性意味着政策要针对真正需要帮助的地区和人群，避免“撒胡椒面”。要“尽可能减少同一地区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异”，“制定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支持政策，要更多地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

优惠政策调整，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调整绝不是取消支持，而是使支持更加精准、有效、公平。要把帮扶重点放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

六、多元一体与主体稳定

“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一体是主线和方向，要求始终把增进共同性作为主线，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多元是要素和动力，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差异性为共同体发展提供了丰富要素和强劲动力。没有多元，一体就会失去活力；没有一体，多元就会失去方向。

在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主体民族的稳定是整个共同体稳定的基石。汉族人口占90%以上，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汉族的稳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主体稳定并不意味着主体民族可以“特殊化”“特权化”。不能以汉族代替中华民族，也不能将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并列或置身于中华民族之外。主体稳定的基础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包容、共同团结奋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根本途径。增进共同性，就是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尊重差异性，就是保护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同性是主导，差异性是条件；共同性是方向，差异性是动力。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尊重差异、包容多元为名削弱和危害共同性，也要反对以“一体”为名抹杀“多元”的危险企图。只有在“一体”框架内尊重“多元”，在“多元”丰富中巩固“一体”，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结语

“1644史观”的流行，折射出主体民族在文化自信觉醒过程中的“过冲”反应，对清宫戏长期美化的文化反弹，对清朝历史清算不彻底的时代回响。对待这一现象，既不能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放任自流。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其情绪根源，批判其错误本质，引导其发展方向。

我们要理解，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关注和热情本身是积极的、进步的；我们要批判，“1644史观”及其变体在学理上的荒谬和在政治上的危害，不能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分裂主义提供思想工具；我们要引导，将这种历史的热情和民族的自信，引导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轨道上来，使其成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正能量。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