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儒者-【五百年中国】

---清末的康有为们主要研究和继承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理念和传统，即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来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是为“变法”之奥义。从这个方面的努力来说，康有为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儒者，但又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儒者。他既继承了汉儒“天道即政道”的政治追求，又发扬了宋儒“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倾向，并且努力使清代的注疏和训诂工作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

--康有为之所以长期被诟病，除了他是政治改革的“失败者”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发明创造的“《春秋》阐释学”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指向（所谓“于学术则不纯”），尤其是康有为公开宣称自己掌握了《春秋》的“密电码”，认为自己从中找到了一系列阐释孔子微言大义的“记号”，从而把考据学这门语言学改造为今天所谓的“符号学”或阐释学，这表明他是站在儒家教条主义、保守主义传统的对立面上的，因此，用语言学、考据学的标准来要求一个思想家便是不妥当的。萧公权指出，康有为写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所要做的，其实是“政治哲学”工作，而钱穆以为康有为上述著作的基本观点，不过是“抄袭”自廖平，这其实就是看不到清代学术实质变化的书生之见：

--在17—18世纪，“中国学者们日益避开政治与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转向较无政治性的知识追求，钻入汉学牛角尖”，廖平的工作当然也并没有超出这个窠臼，而真正对整体性的学风做出革命性转换的而是康有为。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当然不是一个经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故萧公权说：“康有为致力于转儒学为变法哲学，不应该简单视为一种经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应重视他对于当时及后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实际影响。”学术与政治的脱离，乃是儒家学说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王安石所批判的：“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重视，乃是志在促成儒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重新统一，他对今文经学的推崇，不但为戊戌变法，而且为五四运动，乃至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走向，开辟了新的方向...#历史[超话]##经济[超话]##马克思[超话]##李康有为[超话]##佛山·康有为纪念馆[地点]##儒学[超话]##536分捡漏上北大学生打算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