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后文分层了（典故级别的）意象指称和（自然物象级别）的[可爱]

叶朗先生的看法代表着另一种理解。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概念，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将“意象”视为艺术的本体，而“意象”的基本规定就是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则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由此而言，意境的内涵要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则小于意象。意境除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外，还有上述意蕴的特殊规定性。因此叶先生说，意境是意象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应该说，叶先生的意象本体论是触及中国传统美学核心的见解，但对意境和意象关系的阐释却属于一家之言，于史无征。至于说意象能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固然不错，然就诗歌而言这是否就是诗歌本体，它和诗歌本文是什么关系，意象和意境是否属于一个级次的范畴？这些问题都是有待推敲的。以前人约定俗成的用法来衡量，则他对意象和意境的阐述都有不同程度的升级。
在两个概念被赋予明确的规定性以前，人们在使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歧异，是难以避免的。归根结底，一切分歧都缘于：我们一方面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同时却又总是用它来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较早地全面探讨意象内涵的袁行霈、陈植锷两位先生的著作即如此，迄今学术界也都是这样用的。其实袁先生也指出，物象是客观存在，只有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才成为意象；赵昌平先生更清楚地指出：“唐诗中的意象，不是指单个的名词或名词词组，而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经过诗人取舍整合的内蕴情志的境象。”应该说在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但一到具体批评中，或许是受西方文论译介及海外华裔学者所使用的“意象”概念的影响，往往将意象对应于个别的物象和事象，落实到与单个物象相对的词语，于是意象就被视为诗歌作品的基本材料和最小单位。陈植锷正是这么理解的：“所谓意象表现在诗歌中即是一个语词，它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这样，在批评具体作品时，意象就与语词直接对应起来。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联，袁先生即将它分解为小楼、春雨、深巷、杏花四个意象。按我的理解，这两句分别是一个意象，甚至当后人将它们融为一句“小楼听雨杏花开”时，仍只能说是一个意象。理论和实际批评脱节的这种情形不知不觉会影响到对诗歌的理解和说明，进一步造成理论上的差互。

#文辞有迹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