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 4月1日 星期五
在逸夫楼接待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访问团。现在看来两方面的在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双方分开的时间太长。台湾的不少人对大陆的社会水平和经济状况估计太低。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是对台湾的估计太高。所以大陆的人到台湾去没有什么不平衡，觉得有些失望，而台湾方面到大陆来的人，往往不了解情况，有些“神气”，特别青年学生。有一位台湾博士生在那里大谈，如同上课一般，但是言论中有许多的偏见，空洞无物。

1994年 8月24日 星期三
继续开会（海峡两岸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一位台湾学者发表一篇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文章，看出理念讨论多，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不多。
他分析说，中央集中容易产生四个问题：一是中央将资源配置作为赏罚手段，无法真正依靠供需原则来合理分配，二是中央错误必然演变为全国性错误，三是地方问题容易上升为中央的问题；四是中央机构膨胀，事务庞杂，效率低落。
初看似乎很有见解，但经不起推敲。
我发言说，这四条基本上不能成立：第一条，发达国家也把此当做调控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方法，而我们的问题恰恰是没有真正作为赏罚手段，第二条，如果是在中央基本权力的范围内，如政治性的权力，那在所有国家均一样；第三条，在比较集中的权力体制下，地方问题往往不容易成为全国性问题；第四条，中央集中是否必然导致机构膨胀，也不必然，关键是对机构设置本身的控制，而在分权情况下地方机构必然要扩大，要各自承担起中央不再管理的事务。当然，为的是辩证地思考，如果一般而论，这些原因也可以说存在。
台湾学者的文章有一种模式，前面是理论分析，大多是对西方理论或者概念的介绍，然后是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似乎各种类型的学术文章均有这样的特征，是否一种教育的结果，不得而知。

——王（上海）（南京），《政治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