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一书，后世多与道家和道教扯上联系。但假如看当时人的认知，会发现明显差异。

文献一：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汉书·武帝纪》）

文献二：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晁错篇》）

文献一是汉武帝诏书，二是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之发言。二者作为淮南王同时代人，且均具有官方背景，皆认为《淮南子》是文学之作、儒墨之议。

这里面的“文学”，在先秦至汉有特殊意义，大可泛指所有儒生，小则具指经学之士。然而，都和所谓“道家”没有关系。

但是到了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时，则已有“大较归之于道”之语，很容易让人和“道家”联系起来。（其实高诱之意也并非如此）

在《汉书·艺文志》里，《淮南子》则被归为杂家。“杂家”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学派。它只是刘向父子作目录分类时，无法把著作思想单一归类时所设的权宜选项。

无论是所谓杂家还是道家，假如用泾渭分明的学术分家理论看待这一问题，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汉武帝和桑弘羊会认为写成《淮南子》的主要群体是文学儒生。但如果认识到汉武帝时学术尚未有分家理论，“儒（墨）”仍然可以泛称所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问题就涣然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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