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根胶丝绳

昨天回家看年迈的父母，十点四十到家，今天七点五十离家，在家二十一小时十分钟，帮父母做了两顿饭，买了一次菜。

夏天饭早，六点一刻，饭碗一搁，骑上电动车直奔菜场。清晨的菜场像个没睡醒的庄稼汉，摊位空空荡荡，鱼市只有小龙虾。我掉转车头，往三公里外那个河边乡镇驶去。

乡间早晨，空气里有露水和猪粪混合的味道。到了镇子，菜场不大，人却已经热闹起来。一眼便看见地上塑料盆里黑褐色大小不一的汪丫鱼，背鳍上的硬刺支棱着，像京剧武将背后的靠旗。旁边一捧小河虾，青灰色，活蹦乱跳。问了价，没还，两个都称了，拎着往回骑。到家里的菜市，又买了父亲喜食且能食的小番茄、荷兰豆、苦瓜、瓠子等菜蔬。

回到家，老父亲已经坐在客厅。他面前摆着一个纸袋子，鼓鼓囊囊。见我进门，他慢悠悠站起来，下巴朝袋子努了努——一大盒香椿酱，深绿油汪汪；一袋绿豆圆子，炸得焦黄。我正盘算这些够吃到端午，忽然注意到袋子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根胶丝绳，半透明，细细的，松松地系在纸袋中段，不紧不绷，恰好兜住底部，像给纸袋束了条腰带。

“怕你半路散了。”父亲说。

我愣了一下。这根胶丝绳，比什么都重。

在我们老家，胶丝绳是万能之物。捆柴火，扎扫帚，系麻袋口，绑自行车后座上的化肥。几毛钱一大卷，剪下一截，用牙一咬一扯，两头一拧，便是一道结实的牵挂。

孟郊写“临行密密缝”，说的是针脚，说的是母亲。老父亲不会缝衣服，他只会系胶丝绳。半透明的，细细的，松松的，像一句欲言又止的话。

我忽然想起县城读高中时的端午节。

那时我在外面租房住，单间，一张床一张桌，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端午前熬夜读书，第二天早晨，天已大亮，我还蒙在被子里。忽然听见敲门声，我迷迷糊糊爬起来开门——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勒着一根胶丝绳，横竖两道，打个活结，把裹在外面的旧毛巾固定得妥妥帖帖。

“还热着。”他把茶缸递给我。

我还没完全醒过来，揉着眼睛问他：“你咋来了？”

他没答话，只说：“让你妈炒了肉丝，赶紧吃，凉了就不好了。”

我接过茶缸，低头解那根胶丝绳。绳结不紧，一拽就开。揭开毛巾，掀开盖子——肉丝。瘦肉切成丝，什么也没放，全是肉丝，炒得油汪汪的。茶缸壁温热，不烫手，刚好入口。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炒的，炒好用大茶缸装好，厚毛巾一层一层裹严实，最后父亲翻出一截胶丝绳，横竖勒两道，系个活扣。他赶第一班进城的班车，颠簸三十公里，再走一截路，摸到我租住的小屋。他没说来，我也没说过让他来，可他来了，还带着一根胶丝绳。

我站在门口，披着外套，头发翘着，像一只刚出窝的雏鸟。父亲又说：“赶紧进去吃，我走了。”我端着茶缸子，看着他转身下楼。楼梯窄，他侧着身子，一步一步，脚步声越来越轻。我这才想起问自己——他吃了吗？他坐早班车出来，哪里有空吃。

后来我才知道，他送了肉丝就坐班车回去了。来回六十公里，就为了一茶缸肉丝，而他的儿子还赖在床上没起来。那根系在茶缸上的胶丝绳，被我随手一扔，不知去向。但那种温热的触感，像印在了掌纹里，三十六年不忘。

如今父亲八十多了。他不再坐班车，不再送肉丝。他的战场缩小到两分菜地和一把藤椅之间。但他还会系绳子。纸袋子上系一根，胶丝绳，松松的，半透明的，像他这一辈子——把什么都系紧，把什么都兜住，唯独对自己，总是马马虎虎的。

临出门，母亲也从屋里出来了。她话少，只说了一句：“路上慢点。”父亲紧跟她出来，颤颤巍巍，两个人并排站在门外，像两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

我上了车，发动，调头，缓缓驶出。后视镜里，他们还站在那儿。腰佝偻着，手缓缓地抬起来，招了招，又招了招。风吹着父亲昨天才剃的光头，把母亲稀薄的头发吹起来，和那根胶丝绳一样轻。我没有停车，没有回头喊，只是把油门踩得轻了些，再轻了些。

两年前的国庆节，我离家返沪。父亲在小区门口陪我等顺风车，问：“下趟啥时候再回来？”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我说：“有空就回来。”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今天他也没问，像那根胶丝绳，系得住纸袋子，系不住日子。也许他问了，只是我没听见。走时，我拎起纸袋，低头看了一眼那根半透明的绳子。它松松地系在那儿，不紧不绷，像父亲拴了一辈子东西，终于学会了对世界温柔。

苏东坡说：“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那是父亲对孩子说的话。我父亲没读过苏东坡，他只会系胶丝绳，只会问“下趟啥时候再回来”，只会站在门口缓缓招手。

这根胶丝绳我不会扔，我会保存起来，它不值钱，可它比什么都贵。该说的话，都在那根绳子上，在那茶缸温热的肉丝里，在后视镜缓缓招手的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