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二十五岁生日当天提离职这件事情，同它紧紧绑定在一起的，是四个人和四通电话。虽然早就动过离职的念头，但如果不是各种机缘亦或巧合的推动，我可能还是畏畏缩缩地蜷在那里。

时间倒回五月十九日，也就是二十五岁生日的前两天，我突然接到了向来勤恳工作的前同事的电话。他告诉我，前领导在他的背调流程中使了绊子，做了非常多情绪化的发言。虽然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解决了，但是我至此已然坚定地给前领导判了死刑。这是第一个人和第一通电话。

到了晚上，我非常惊恐地找到了鼠鱼博士，和她通了第二个电话，谈了发生在前同事身上的事情，开始认真讨论我是否真的需要离职。我们最终达成的意见是，先询问我导师的意见，做好离职后回去读博的备案。

晚上十一点，我约了导师第二天下午五点的时间。至二十号约定时间，因为担心隔墙有耳，我从公司大楼里跑出来，躲到附近的公园，同导师通了申请离职前的第三通电话。

导师作为过来人，提的建议相当稳健。她劝我再忍忍，毕竟天下资本一般黑，实在不行了再骑驴找马。我被她说得有些动摇。

但就在我有些动摇的时候，我又见到了这起事件里的第四个关键人物——我本科时期玩得不错但很久没有联系的老同学。她恰好来到南京办案，我们笑中带悲地在工作罅隙中匆匆见了一面。她又像我们上大学时那样，拿几句话就轻易把我骂清醒了。她只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自废武功？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一号生日当天，在领导再一次发一大串文字压力我，并在午休时间把我叫进会议室瞎指导兼PUA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忍无可忍，摸着眼泪提了离职。

而在把提离职的事情告诉导师后，我也迎来了来自导师的最后一通电话。

提前实习两个月，再加正式工作两个月，短短四个月时间，我被领导指出的“臭毛病”就已包括但不限于：爹味、情绪化、学生思维、脆弱、眼高手低……

数不清到底崩溃了多少次，流了多少眼泪。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某个周六我坐在家盘工作数据时，控制不住地扇了自己几十个耳光。

在我感觉自己一文不值时，电话那头的导师对我说——我从来都不需要向她证明什么，因为她都知道。知道我的勤奋，知道我的刻苦，知道我的认真。

彼时彼刻，我抱着电话对她无法克制地嚎啕大哭。

之后导师又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有的，至此她释然地说：“那就辞职吧。”

四十八小时，四个人、四通电话，就这样帮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没有蛋糕、蜡烛还有鲜花，有的只是近乎一夜未眠。命运把我磨成厚茧老皮，在此过程中，我也更加懂得，真诚与勇敢，才是人类生命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