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品包括一些名作，都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构思形成的。最经典的例证是贾岛的《江上忆吴处士》，据说他漫步于渭水边，偶然而得“落叶满长安”一句，苦思不得其续。还有“独行潭底影”一句，三年才对出下句“数息树边身”。更有李贺，总是让个小奚奴背着锦囊随他出游，得句如采撷花瓣似的投入锦囊，回家再编缀成花团锦簇般的诗章。尽管大凡有名望的诗人都不愿承认他们也像这样或曾经这样作诗，但这种情形无疑是普遍存在的。明代谢榛毫不讳言这点，他基于自己的经验，教人“作诗先以一联为主，更思一联配之，俾其相称，纵不佳，姑存以为筌句”；甚至宣称：“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因此他极力反对宋代刘攽《中山诗话》及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中作诗贵先立意的主张，说：“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此说颇与传统的“诗言志”与“意在笔先”的诗学观相悖，故招致《四库提要》（卷一九七）“其语似高实谬，尤足误人”的批评。但因这种说法坦白平易，符合许多人的创作实际，后人颇有赞同者。清末张世尧编《四溟诗话别裁》，便说：“其实作诗之旨以兴为主，不以意为主，更不以调为主。”以兴为主，只会导致唐代祖咏应试四句而尽的结果，与起承转合是绝对无缘的。显然，对起承转合的否定必然会使结构问题超越自身，而向诗的本源回归。

#文辞有迹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