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受到AMOC崩溃及相关气候变化影响的威胁是非常严峻的，其未来的宜居性正面临巨大挑战。

研究发现，全球变暖导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加速融化，而上海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远超全球平均值，“分析结果显示近30年是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快的阶段；近5年上海海平面上升明显加速；预计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最低幅度0.3米，最高上升幅度可能超过1米，极端上升幅度可能超过2米；上海20世纪末相对海平面上升有可能超过1米。”（图1）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而言，威胁不仅来自海平面的上升，更来自脚下的土地。地面沉降是指地球表面逐渐下沉或沉降，它可以由于地质过程而自然发生，也可以由人类活动引起，例如地下水开采。上海、深圳、香港等沿海城市多建于三角洲沉积区，地质结构松软，天然易于下沉。快速城市化和地下水开采加剧了这种趋势。研究显示，上海部分地区在20世纪累计下沉超过一米，这一幅度是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的数百倍。如此剧烈的沉降使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哪怕上升几厘米，也可能显著提高洪水与风暴潮风险。如果沿海地区发生风险，全球供应链也将面临脆弱性。在本世纪末或更远的未来，如果高排放情景持续，上海作为超大城市所面临的物理风险将是极其严峻的。（图2）

一项2026年发表于《PLOS ONE》的研究（图3—图6），通过构建三种叠加情景，清晰展示了上海由于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与风暴潮三个因子逐级叠加的“连环效应”：

情景一（仅考虑海平面上升）：淹没面积约361.32 km²。作为长江口低洼的起始状态。

情景二（叠加地面沉降）：淹没面积跃升至460.97 km²。沉降抬升了相对基准水位，显著放大了影响。

情景三（叠加强风暴潮）：这是最关键的跃升，在叠加极端风暴潮后，淹没面积飙升至1331.91 km²，较情景二猛增870.94 km²。这意味着风暴潮成为风险急剧放大的“倍增器”。

在高排放情景（RCP8.5）下，上海的淹没面积面积占比将从2035年的1.9% 急剧升至2050年的5.3%，至2100年更达到33.7%。这意味着本世纪末，上海约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都将面临重大洪灾威胁。黄浦江沿岸形势尤其严峻，预计有75%~85%的人口与55%~75%的财产可能暴露在洪水风险之下。

崇明区（最严重，2100年淹没面积预计达54.5%）、浦东新区、奉贤区整体处于高洪泛区，呈东南部风险最高、中部城区次之、中西部农村相对低些的空间格局。黄浦、杨浦等原中心部分区域也曾在内涝积水时深达1.5~1.8米，叠加海平面上升后排水压力加大。

上海如果再不采取有力适应措施，至2100年年均直接经济损失（EAD）预计将增长86%~167%，各类极端事件造成损失的放大倍数预计为基准的1.8~2.7倍。上海在全国沿海城市气候社会经济损失风险中排名前列，年伤亡人数可能增加45~97倍。至本世纪末，上海相当多的区域将面临周期性的严重洪灾威胁。这不仅是对长三角经济引擎的一次气候压力测试，也是对国家沿海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