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圃镇“消失”24年的背后：“镇域”是广州的短板

笔者曾在天河区“东圃”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约饭都会脱口而出：“嚟东圃。”即便导航地图上，早已找不到“东圃镇”这个行政地名（注：公交站依旧保留着“东圃镇”）。这不是笔者的习惯，而是不少老广的习惯。
事实上，早在2002年12月，随着天河区区划调整，东圃镇已撤销，其辖地拆分为前进、珠吉、新塘、车陂、棠下等多个街道。只不过当地现在依旧存在着不少“东圃”印记，如东圃大马路......
24年后再回望，东圃的“消失”，是广州“东进”的缩影，却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座超大城市当下最隐秘的短板——镇域经济。笔者今天就来谈谈广州经济的短板：镇域经济。

“东圃镇”的消亡史，恰恰是广州城市扩张史的缩影：
据悉从宋代成圩，到1986年正式建镇，东圃长期扮演着广州城郊“菜篮子”的角色。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5年天河区成立后，东圃被划入城区范围。
2001年，“九运会”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选址就在当时的东圃镇黄村。这一盛会成为东圃命运的催化剂——就像1987年六运会催生了天河体育中心周边繁荣一样，九运会让东圃从城区边缘变成了关注的焦点。
紧接着2002年的撤镇设街，原东圃镇46.3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型完成。
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化“速成”。地铁四号线、五号线、二十一号线穿行，BRT快速公交覆盖，奥体中心拔地而起，宜家、山姆相继入驻......东圃从原本一个人口仅数万的镇，俨然为容纳数十万人口的居住区。但不得不说，这种“造城”，是“城市空间的胜利”，而非“产业的胜利”。

其实“镇”没了，“经济节点”也断了：
不可否认，撤镇设街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强力升级，却差点埋下一个更深的隐患。
在原有的城乡体系中，“市—区—镇—村”本应构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链条。镇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也是产业统筹的基本单元。
但撤镇之后，这个节点消失了。原东圃镇46.3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多个街道分治，但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独立财政主体，也缺乏产业规划的统筹权限。各村社集体各自为政，形成了低端的“物业收租”模式，而非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熟悉情况的都知道，东圃的产业转型路径，本质上是“去制造业”的——原本镇域内集聚的工艺、制衣等特色产业，在城市化浪潮中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房地产和租赁经济的过度依赖，这里存在的风险与不稳定因素，懂的都懂，就不详细展开了。
于是乎东圃逐渐成了一个“睡城”——白天人群涌向珠江新城，夜晚回来睡觉。产业空心化的阴影，在繁华表象下悄然蔓延。

其实东圃的遭遇不是孤例，而是广州城市化路径的一个缩影。
回顾广州的城市化进程，有种惯性思维：各区要发展，就撤镇设街；要融入中心城区，就消灭“镇”的建制。这种思路对城市化阶段有效，但在产业培育阶段，问题开始显现。
镇一级在区和村之间成了“夹心层”——既没有区的统筹资源能力，又难以像村那样灵活调动基层力量。缺乏产业统筹权，又缺乏自主财政，只能陷入“房东经济”的锁定效应。
莫说省外的苏州，与东莞、佛山等“强镇”频出的邻居相比，广州的建制镇在经济强镇数量和占比上均处于劣势。东莞长安镇、佛山北滘镇这样的千亿级镇，在广州几乎找不到对标。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广州意识到镇域经济的重要性时，很多强镇已经被“撤”掉了。留下的空间，要么是产业空心化的居住区，要么是各自为政的村集体物业。

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广州显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2024年以来，“百千万工程”成为广州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补强镇域短板的战略抓手。
但“百千万工程”要想真正见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2026年5月，广州印发《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明确要“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探索乡镇编制资源配置动态调整”。
这意味着，广州正在尝试“还权于镇”——让镇级拥有与责任相匹配的权力。

一句到尾：如今的东圃早已高楼林立。那个充满乡土气息的东圃镇早已不在。但东圃的“消失”留下的教训值得铭记：城市化更应是“产业再造”。广州作为超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只有拥有了强大的镇域经济节点，才会拥有真正坚不可摧的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