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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民谣与诗”这个表述是有点不太舒服的。不是因为它老套，而是它被固化成了一个让人腻味的样貌。因为现在一提到“民谣与诗”，大众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一套刻板印象：木吉他、手风琴、漂泊、远方、文艺青年“深沉”或“忧伤”的表情，歌词则必须对仗、优美、诗情画意，连语速和节奏都被规定了。这哪是创作啊？这简直就是一条高度模式化的“文化流水线”。这个标签坑了不少人，包括创作者和听众。它让创作者以为只要套上这个壳子，就拥有了“诗意”；让听众以为消费这个壳子，就完成了“文艺”的自我标识。结果呢？它现在正在被人们抛弃，因为它虚假，因为它不新鲜了。真正的联系不是这样的。我和郭龙当年做音乐，哪想过什么“民谣与诗”的命题，我们就是表达自己的生活，白银、兰州、北京漂着的那点事儿，那些具体的困顿、友谊和幻想，是有根源的。后来市场需要故事和分类才给我们贴上了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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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创作者早就把自己活成了AI，用固定的套路写歌。AI只是用更大的数据库和更强的算力告诉我们：瞧，你们那点套路，我玩得比你们更溜。真正的对抗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我们能否回归那个充满BUG的、复杂的、不可预测的鲜活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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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邵燕君老师来给网络作家讲课，有人问她对AI怎么看，她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在未来，只有真正卓越的人，才能被称为“人”。因为简单重复的劳动将被AI取代，人的主体性、合法性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个观点其实也给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创作必须比以往更深刻、更独特、更触及灵魂；我们得去做AI做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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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底，我们请到清华大学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沈阳教授来讲课。他展示的成果令人惊叹，说用AI写诗、写小说、作曲、做视频都已实现。但最触动我的，是他背后的故事：他太太因癌症去世了。在治疗期间，他曾试过用AI辅助诊疗，可惜AI发展到现在，还是没能留住他太太的生命。他分享的这个故事很宝贵，让我看到了一位前沿科学家的孤独、深情与无力。那一刻我意识到，AI再强大，也无法解决人类终极的精神困境和情感需求。这些困境恰恰是文学艺术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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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演出票房，特别是民谣票房，很差。为什么？因为之前那一波热潮，本身就是市场算法催生的泡沫，批量生产了一堆同质化的东西，把观众吃吐了，也把真正好的东西给埋了。现在热度过去，市场露出它残酷的本色。我觉得被淘汰未必是坏事。一种僵化的、失去生命力的形态被“干掉”是必然的。

AI是什么？我觉得AI就是人类对自己无穷尽的自我复制感到厌烦后，创造出来讽刺自己、终结自己的一个东西。几十亿年前，地球上只有单细胞生物，它们分裂、增殖，无限自我复制，能活到天荒地老，但那种“永生”也是无尽的单调。于是生命做出决然的选择，进化出了多细胞，有了差异，有了寿命，有了缺陷，但也因此有了更多样的生机景象和更强劲的演化动能。我们现在就处在类似的一个选择节点上。面对流量和市场革命，我认为只有两种人：“求职者”和“革命者”。“求职者”迅速拥抱新规则：把歌做到三分钟以内，开头抓耳，中间上情绪，结尾高潮，背景音效丰富；把诗做成小册子，设计精美，便于拍照打卡。这是快速变现的路子，是一份工作，无可厚非。但还有“革命者”，他们选择相反的路，选择另一条“进化”的路径。我下一张专辑就准备做四首歌，每首十二分钟以上。因为我需要这么长的篇幅才能说完我想说的话，才能展开我想要的音乐叙事。我宁愿失去那些没耐心的听众，也要做自己认为完整、深刻的东西。短视频时代，我偏偏喜欢看长的、复杂的东西。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你要去“求职”还是去“赴汤蹈火”？AI不会做这个选择，但人会。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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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内容的人”远比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更难，却也更值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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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则像是神游中敛聚，它有一种宝贵的单纯，让你在一张白纸上尽情摊开而后收束。也可能是长期讲课的疲惫，毕竟我只有一副喉咙，唾沫横飞的言说也会消磨掉一些发声的冲动，所以我更多地诉诸文学，来为神思复位，来获得一种简洁的慰藉，也获得一种更宽广的允诺——更自由的篇幅、更多样的节奏选择、更不拘谨的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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