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乾隆八年（1743）绘制的《陶冶图册》图绘了20道生产瓷器的工艺流程，配以督陶官唐英写就的文字解说，其中“琢器造坯”画面中就描绘有造型各异的红、蓝、紫、黄等各类单色釉瓷器，得益于宫廷画师的绘画技艺，我们可以从中分辨出不同类型的红釉瓷器（图1）。此次展览中就展出了豇豆红、郎窑红、珊瑚红、胭脂红、霁红、钧红窑变釉六类清代红釉瓷器，其中豇豆红、钧红窑变釉、郎窑红、霁红为高温铜红釉，珊瑚红为低温铁红釉，胭脂红（又名金红釉）是以赤金为着色剂的低温红釉，这系列红釉瓷器可谓是当时古今红釉瓷器品类的集合。红釉瓷器最早应是在唐代长沙窑偶然烧制而成，属于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瓷，此后北宋河南禹县钧窑烧造出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的高温红斑色釉和被称为玫瑰紫的高温窑变红釉，直到元代景德镇窑才烧制出真正铜红釉，明永乐时期烧制技术趋于成熟，其中永乐和宣德时的霁红釉瓷器最受后世推崇。宣德之后烧造技术逐渐失传，原料金红土也逐渐告罄，只得大量烧造自宣德时始烧的以铁为着色剂的低温矾红釉。自康熙时，清代御窑厂致力于仿造明代永宣官窑瓷器，烧造霁红釉瓷，并开创出独有的豇豆红、郎窑红、珊瑚红，通过接触西方人和引入广州珐琅匠创烧胭脂红釉瓷。这些红釉瓷器只是景德镇御窑厂制瓷成就的缩影，如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在《陶成纪事碑》中列举了57种釉色，而御窑厂制瓷成就是帝王、督陶官、瓷样设计师与工匠多方合力的结果。

据《浮梁县志》载，顺治时期御器厂因袭明代制度继续烧造瓷器，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均形成独特的陶瓷品味，并直接影响到御窑厂的红釉瓷器制作。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造办处，同年遣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驻厂督造瓷器，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一时期称为“臧窑”，创烧了豇豆红瓷器，常见器形有太白尊、莱菔瓶、柳叶瓶、菊瓣瓶、苹果尊、印泥盒、塑贴蟠螭瓶、糖锣洗，器形整体较小，多为文房用具，如太白尊（图2）形似截取梅瓶上半部而成，有趣的是北京金代吕恭夫妇墓出土定窑白瓷矮梅瓶造型与其相近。划归“臧窑”的器物造型新颖，极具巧思，学者根据底款、纹饰将之归功于刘源（约1641-1691）设计的瓷样。刘源隶属汉军镶红旗，集画家、工艺人、设计师于一身，还参与砚台、墨锭、漆器、玺印等宫廷器物的设计制作。

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一年（1705-1712），隶属汉军镶黄旗的郎廷极（1663-1715）出任江西巡抚主持景德镇瓷器烧造，这一时期称为郎窑，期间最为人所知的产品是郎窑红瓷器，制作精美，釉色艳丽，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的特点，器外底常施米汤色釉或浅绿色釉（图3）。关于“郎窑红”瓷器的争论颇多，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瓶（图4），原为清宫旧藏，瓶底镌刻乾隆御制诗，“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祐德尤崇”，诗文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二十一，诗题却是《咏宣窑霁红瓶》，这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乾隆会将康熙时烧造的郎窑红瓷器称为明代宣德时期的霁红瓷。因而，“郎窑红”瓷器是郎窑烧造的传统说法已被学者所质疑，传统划归为康熙郎窑红的红釉瓷器不一定与郎廷极有关，可能是康熙六十一年间前后不同阶段的产品，而这一名称可能是商人为牟利所刻意杜撰而来。而郎窑所烧造的瓷器面貌也在逐步廓清。

康熙时御窑厂仿造明代宣德官窑瓷器，烧造霁红釉瓷（图5），颇受帝王倾心，此后一直烧造不断，清人龚鉽所作《景德镇陶歌》就专门赞颂，“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抟烧百不同”。展览中就展出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烧造的各类霁红釉瓷器。除高温铜红釉瓷器外，康熙年间的创新还体现在低温红釉瓷器中。康熙三十二年养心殿造办处正式设立包括珐琅在内的各类作坊，引入广东珐琅匠和传教士烧制画珐琅，其中广东工匠潘淳就懂得用金子调配桃红色颜色，画珐琅的烧制应该有助于康熙末年以赤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釉的创烧。再加上，康熙年间还烧制出珊瑚红釉，工匠会将红釉吹在白釉器上，再经过低温烘烤形成类似天然红珊瑚的颜色。这两类低温红釉瓷器，在之后的雍乾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扬，烧造不断。概言之，康熙帝重塑了清代制瓷产业制度，派遣专门的督陶官，鼓励瓷器形制、釉色的创新与设计，基本奠定了清代红釉瓷器的基本类型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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