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桌上，有“百万雄兵” 】#科技史#

王文采（1926年6月5日—2022年11月16日），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科植物的分类学研究，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领域的引领者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天是他诞辰100周年。

为中国植物建档

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在课堂上接触到中国植物分类学，此后便把植物分类作为一生的事业。

这不是一门只在书斋里就能完成的学问。中国植物种类繁多，许多植物资源仍深藏于深山峡谷、崖壁林下。

此后多年，王文采背着采集工具，多次深入河北、广西、江西、云南等地，把7000余份植物标本带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标本馆。

有一次，死神与他只有一步之遥。那是1958年，全国野生经济植物普查期间，王文采来到西双版纳一带采集标本。在勐腊工作期间，他不幸感染恶性疟疾，持续高烧不退。危急时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名年轻同志每人献出了400毫升血，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死里逃生的王文采，将满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挚爱的植物事业中。

1962年，他再一次踏上云南的考察路，在那里发现了毛茛科乌头属植物。多年后再谈起那次发现，他依然神采奕奕。“盯着前面的植物，不要看脚下的石头。”这是王文采给同事陈家瑞的叮嘱，也是自己野外工作的写照。

山路、悬崖、雨林、疾病，后来都变成标本馆里的纸页、案头上的记录和植物志中的名称。

依托长期野外工作的积累，他发现了28个新属、1370个新种，是我国发表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系的16个间断分布式样与3条迁移路线，成为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疑难类群研究的专家。

那些被他从山野中带回的植物，从此有了名字，也有了档案。

为中国植物绘图修志

野外采集的标本成为王文采书桌上的“百万雄兵”。他在15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内默默耕耘，为国家建立了可检索与可传承的植物档案。

1952年，为满足全国植物鉴定需要，植物所启动《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编写工作，王文采承担了多个科属的撰写任务。

1965年，《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被列为植物所重点任务，他负责全书统筹，并撰写了荨麻科、毛茛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十余科内容。

后来，他主持编写的这部书被定名为《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到1983年，7册本全部出版，共收录中国高等植物约1.5万种，其中9082种配有墨线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鉴类著作，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从1958年起，王文采便协助前辈学者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并主持编纂毛茛科、紫草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类群内容。2004年，《中国植物志》80卷126分册圆满完成。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文采是主要完成人之一。

常年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凝视植物的细微结构，给王文采的眼睛带来了巨大损伤。

2019年元宵节后，他的助手孙英宝发现，王文采发来的工作照里多了一个放大镜。去医院检查时，医生看完他模糊的左眼，又问起右眼的情况。王文采只是淡淡地说：“我的右眼啊，在10年前就已经失明了。”

十年间，王文采仅凭单眼坚持科研，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完成《中国楼梯草属植物》《中国唐松草属植物》等专著。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王文采嘴里念叨的不是自己的眼睛，而是手头的文稿：“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花属植物的文稿写完。”

后来，王文采依旧伏在那张书桌前。左眼的视力日渐模糊，他就把放大镜贴得更近一些；标本上的细节看不清，就一点点挪动光线和纸页。那面老旧的放大镜，成为他晚年继续窥见植物世界的一扇窗。

从群山深谷中取回标本，于方寸书桌间修撰鸿编，他将生命的温度注入每一页泛黄的纸笺。七十载辨草识木，王文采用一生的跋涉与伏案，为中国植物“上户口”。他把自己化作草木与人间的一座桥——桥这头是深山里的无名植物，桥那头是科学宝库中的永恒典藏。

百年诞辰，草木不语，他留下的万千新种与浩瀚志书，正如繁星点亮华夏植物的天空，照见后来者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