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最无语的是那个建议的人竟然是法律界的，这真的学过法吗，法学的比例原则也忘了吗，手段必须与目的相称啊，如果用“保护生命权”的名义就可以无限制地要求他人公开隐私，那这个逻辑一推到底，所有人都会变成“潜在威胁源”。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完全可能因为突发精神失控、报复社会、甚至仅仅走路不看路而威胁他人生命——按这个逻辑，我们是否应该给每个人都贴上“情绪稳定性评级”“犯罪风险评估”“心理健康史”的码？显然荒谬。

一个HIV感染者，在无意外的日常社交（共餐、握手、拥抱、甚至非血液接触）中，传播风险接近为零，他在大街上正常行走，正常生活，对他人生命权的威胁极低。相比之下，一个有未愈创伤且情绪调节障碍的人，在极端应激下的暴力风险反而可能更高——但法律没有权力授权公开所有人的心理档案，同样，法律也没有权力授权公开身体档案，更何况是风险更低的身体档案。

给全体HIV感染者赋码公开管控，将导致其遭受系统性歧视、失业、社会性死亡等（不要说什么一般用不到，这东西一旦出了，别人要求你出示，你当然就出示了，毕竟“避嫌”嘛，艾滋病人呢？出还是不出？不论出不出，都不能正常生存了）（另外真的该社会性死亡的那些恶性犯罪分子还活得好好的呢，更笑人了），这种巨大伤害与“防止零星的恶意传播”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更何况，它做不到防止零星恶意传播，它只会加剧恶意传播——因为，这个码的存在，让社会可以很方便地识别并对艾滋病人释放恶意，进而，一个人遭受的恶意多了，其释放的恶意就会越多——手段不仅没能使艾滋病停止传播，反而造成了新问题。制造焦虑再用一个充满强制力噱头的言论吸引目光，怎么，这难道是成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