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理工大的这位副教授，显然选择了一种最不符合高校精神、却又最符合流体力学规律的“学术交流”方式。

对此，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大概只会耸耸肩。毕竟在那里，解决争端有时会诉诸一种更现代化的“终极说理工具”。某种意义上，柯尔特和格洛克确实把一种极端版本的“主权在民”推向了现实：当所有人都拥有制造伤害的能力时，再蛮横的人也不得不重新计算自己行为的成本。在这种逻辑下，“礼貌”并非源于道德自觉，而是源于风险约束。

当然，这种机制并不天然带来正义。它既可能制止霸凌与压迫，也可能制造新的悲剧。所谓“人人持剑”的世界，从来不是乌托邦，只是把冲突从制度层面重新拉回到了物理层面。

回看这场悲剧本身：一名高校教师在极端情绪和长期积怨之下，将矛头指向了学校管理层。血泊之中，他没有逃离现场，也没有失声痛哭，而是面对镜头留下了一句：“我是为民除害。”

这句话究竟是悲愤者的控诉，还是行凶者的自我辩护，或许正是整起事件最值得追问的部分。因为当一个人开始相信自己有权绕开规则、直接执行所谓的“正义”时，无论其动机如何，制度与暴力之间的界限都已经被打破。

至于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中的“直”终究是公正，而非私刑。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往往更容易记住“报怨”，却很少认真思考何谓“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