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的文学评论《文学的地域意义与现代品格——新世纪“三晋新锐”作家群的探索》中的一段文字：“‘三晋新锐’中另一些作家似乎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现代色彩。虽然他们并不能脱离自己生活的地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如孙频就强调，其实她写的都是自己的家乡——一个吕梁山沟壑纵横的皱折中的小县城。而诸如手指这样的作家甚至直接把自己生活城市的地名作为小说的背景。玄武、唐晋等人则借助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感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土地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仍然强大。因为，人不可能脱离土地成为悬挂在空中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使他们无意识地透露出与本土地域文化不可割裂的联系，也不能说他们在描写某一地域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并不注重某种地域特色——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风俗的等等。他们只是把自己生活的土地作为表达对生命感悟与想象的基点。他们从这样的土地上飞翔，并展示自己对存在、生命、价值的认知。在手指的作品中，往往出现的是一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他也不去描写重大事件，无非是些日常生活的铺排。但是，就是在这种日常的也许有些平庸凡俗的生活中，显示出手指的某种人生选择，并给人以温暖。在小岸、李燕蓉等人的小说中，虽然也表现了‘人’在当下的某种迷茫、错位、不确定性，但同样有许多淡淡的温暖。这种温暖使人的存在具有了意义。人，毕竟是人，而不是没有情感的物质。但是，在孙频的小说里，生命终将表现出其最悲伤、最痛心的结局。应该说，孙频是一个非常善于结构小说，且艺术感觉良好的作家。她总是把自己的描写做到‘合形象’的极致，也正因这种极致而使生命夭折，如一朵盛开的鲜花兀然凋零。她的小说既表现出生命最灿烂的一面，又表现出生命最残酷的一面，并且总是如此。她描写生命的脆弱与荒谬，但又往往使人从中感到生命的执著与尊贵。至于阎文盛、赵树义等人，似乎更专注于个人主观世界的表达。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描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意象，必须说他们对现实生活以及其中的生命有着隐秘的关注。在诸如《虫洞》《主观书》等作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家对既超越了具体生活中的人事而又建立其上的生命意义的探寻。近年来几乎是突然走进人们视野中的诗人张二棍，具有极为敏感的诗心。他对无边旷野之下细小生命的存在状态充满了悲悯、感慨。他竭力表达的是生命的柔弱与坚韧。与浩瀚无际的大自然相比，生命确实是微弱的。但是，尽管如此，生命仍然以其‘微弱’执著地存在着。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充满了悲情的壮丽。而在玄武、唐晋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想象力的飞扬。他们借助于历史题材、历史人物进行描写，但并不是要重现历史、还原历史，而是要借历史来表达某种关于生命、价值、意义的感悟。其实，历史只是一个平台，一个通道，一个播放器。如唐晋的《鲛人》虽然是以明建文帝谜一般的出走为题材的，但作家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寻找历史的真意。历史的真相已经随着建文帝的出走而出走了。作家只是巧妙地借助了历史的模糊性来表达自己想象的丰富性与历史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建文帝是如何出走的，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但却为唐晋的虚构与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可以借助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来进行自由的表达。在这些作家的描写中，虽然其语言具有某种趋同性，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所具备的丰富性与想象力。他们不再满足于白描，或者简单的叙述，而是极力使语言的表现力丰富起来，鲜活起来。如他们的比喻，对声音、光线、感觉等许许多多并没有物质形象的事物的描写等，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的张力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