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下杨修给曹植打小抄的事，引用徐公持《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
关于“豫作答教”事，亦载于《世语》：脩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
对这件事，郭、张、廖三文都把它当作曹植与杨脩“勾结的阴谋”的典型例子来谈。但是我认为，三文对这段记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体味原文，其实这里同曹植没有什么大关系，它只是发生在杨与曹操之间的一个事件。
这段记载说的是，杨担任着丞相主簿。主居掾史之首，是长官的重要助手，管文书及庶务，当然要经常在府中入值供职。杨脩同曹植交好，每当要去曹植那里时，他怕走开后自己的工作会有阙失，就忖度着曹操的意向，豫先写好“教”十余条，指示门下吏员：曹操的“教”下来，就把“答教”依次呈送进去。由于门下送得太快，“教”刚出，“答”已入，使曹操感到很奇怪。推问门下，终于弄明真情。
理解《世语》这段记载，我认为关键在于其中所说的“教”。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文心雕龙·诏策》)。这是一种专门文体，是官长对下级的指示。我们检看今本《曹操集》中共有“教”七则，它们是《授崔琰东曹教》、《决议田畴让官教》、《与韩遂教》、《征吴教》、《原贾逵教》、《合肥密教》、《赐袁涣家谷教》，都是对部下官员所发。其中二则(《征吴教》《原贾逵教》)对贾逵发，而贾逵就是杨脩的同僚、三名丞相主簿之一。至于曹操对诸子，却并无发“教之例，今本《曹操集》中对诸子所发的，有《诸儿令》《立太子令》《高选诸子掾属令》《又下诸侯长史令》《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五则全是“令”，没有一则称“教”。
由此可见,《世语》中所说的“教”是曹操给主簿杨脩的衙门公文，不是给儿子曹植的。正因此，《世语》说杨脩写好“答教”后，他直接交给了“门下”，而没有说他交给曹植。
反过来，倘若按郭、张、廖三文所说，曹操是给曹植发的“教”，杨脩去替曹植写“答教”，那就不但不合以上所说曹操发“教”的通例而且在事理上也讲不过去。
第一，《魏志·陈王传》说得很明白，曹植在幼年时就“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文思非常敏捷。曹操起先怀疑有人替他捉刀代笔，他却反驳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后来真的面试，他“援笔立成”，曹操很惊讶。这样一位使当时许多文人折服，并得了“绣虎”雅号的曹植，居然要请别人来替他写“答教”，而且一下子就要代写十余条，实在难以想象。
第二，具体到杨脩文才，曹植是做过评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把杨脩与王粲、陈琳等并提，说“足下高视于上京”，但是他接着又说：“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可见他对包括杨脩在内的“今世作者”，并不怎样佩服。所以要说他请杨脩来代笔，也极不可能。
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曹植自己写不了“答教”，而且正是请杨脩代写，那么，杨写好了理应交给曹植才是。但是《世语》中却明明写着杨脩交给了“门下”，由“门下”直接进呈曹操，不仅没有说给曹植，连经曹植之手都没有提到。这不是太蹊跷一点么?
总之，《世语》所载“豫作答教”事，其性质正如著名的“鸡肋”故事一样，只是杨脩自己在对曹操耍他的小聪明。要说他玩忽职守、欺哄上司，都无不可，但要说这就是他勾结曹植“惯弄权术”的证明，就未免言之不实了。
当然，把“豫作答教”解释为杨脩替曹植“代作答教”，不自郭、张、廖三文始,《三国演义》第 72 回里就是这样写的:
……脩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来答教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
这里的描写固然热闹生动，但显然与历史上的曹植其人其事不合。对于这里面的矛盾，毛宗岗是看出来了的，他批评说：“子建亦请人代笔耶?”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小说中容许虚构，我们不去苛责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沿用小说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