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商行骗贷手法多样#

这起事件折射出基层信贷生态中多重失守的防线，其背后牵涉的刑事定性争议与民事效力认定，需置于法律规范与金融逻辑的双重框架下审视。

从刑事维度看，村会计与客户经理的行为虽均指向信贷资金的非法处置，但其内核存在本质分野。贷款诈骗罪的重心在于“骗取”，即行为人通过虚构借款人、伪造担保材料等欺诈手段，使银行陷入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其终极目的是非法占有贷款资金本身，侵害的是金融管理秩序与银行财产权。与之相对，挪用资金罪的关键在于“擅用”，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已发放或管理的资金挪作私用，主观上并无永久占有之故意，仅是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若客户经理将款项私自挪用而非据为己有，则更符合此罪特征。而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关键界碑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前者意图彻底剥夺单位财产所有权，后者仅意图非法控制与使用。本案中两罪并立，恰恰揭示了内外勾结型金融犯罪中，不同主体基于各自不同的主观意图与行为分工，导致了定罪逻辑的差异化。

在民事法律层面，案涉合同应属绝对无效。合同效力的根基在于意思表示真实，褚女士既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亦未实际收款，更对交易全貌毫不知情，其与银行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此类因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同理，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其生效以担保人真实意愿为前提。在签名疑似伪造、担保人与主债务人互不相识的情形下，所谓的“担保”显然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当属无效。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未能严格落实面签、身份核验等基本风控程序，甚至放任涉案客户经理违规操作，其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必须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信贷损失及征信报送错误的法律责任。

更进一步而言，此案暴露出的不仅是个体犯罪，更是银行内部治理的系统性失灵。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慎经营义务，要求其对借款人资质、借款用途等进行严格审查。当“低保老人”在无签字、无收款的情况下凭空背负二十万债务，且经办人员早已因职务犯罪入狱，这足以证明涉事银行在信贷审批流程上存在形同虚设的制度漏洞。因此，银行不仅无权向褚女士追偿，反而应当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主动纠正错误的征信信息，消除对受害人的负面影响。对于受害者而言，通过笔迹鉴定锁定伪造证据，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以确权维权，是阻断不当债务传导、恢复名誉的必由之路。

#律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