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卫生部开全国医疗工作总结会。毛主席没正式发言，以旁听的身份坐在一边听汇报。新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把这几年卫生工作的成绩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哪家城市大医院扩建了，哪些新设备引进了，多少专家培养出来了，城市医疗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了……。台下气氛原本还算轻松，讲的也都是“成绩单”，谁都以为这算是给上面报喜的机会。结果，钱信忠刚讲完，毛主席脸沉了下来，直接开口：“刚刚听你汇报了半天，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城里的医疗成就，中国卫生部难道就只用来服务城市吗？广大的乡村人民群众怎么办，只能等死吗？”一句“只能等死吗”，会场一下子冷透了。
很多人后来回忆，那一刻，几乎所有卫生口的干部都低着头，谁也不敢接话。毛主席越说越严厉：“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可不是什么“现场批评”那么简单，这是把当时整个医疗资源的倾斜问题，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毛主席最后下了定论：“应该把城镇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下放到农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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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全国已经有超过150万名赤脚医生，另外还有将近400万名卫生员、接生员，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全国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大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的卫生院，至少能做到“小病不出大队，大病不出公社”。
更关键的，是这套制度带来的实际效果。
196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大约是49岁，这个数字在世界范围内是偏低的。到了1975年，人均寿命已经上升到64岁，足足涨了15岁，这在公共卫生史上，是非常惊人的跨越。那几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