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深处是温情——记我的母亲施曼珠教授

顾 晋

我的妈妈施曼珠，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内科医生。1929年，妈妈出生在苏州一个殷实的家庭。姥爷是留洋归来的工程师，家境优越。姥姥是一名小学老师。妈妈是家里的独生女，按说可以过着安逸的生活。可她天生就是个要强的人，从小成绩优异，是那种不考第一就不罢休的“学霸”。我曾见过妈妈小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留着齐眉的刘海短发，穿着学生装，眉目清秀，戴着深色镜框的眼镜，眼神里透着一股聪慧和倔强。姥爷后来告诉我，母亲读书从来不用人管，所有的学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妈妈的童年在江苏苏州的吴江县城度过。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荡，妈妈和姥姥姥爷一家前往昆明，妈妈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考取了当时有名的西南联大附中。妈妈曾经和我说：“那个年代，在西南联大附中的学习对我印象深刻，而且后来的诺贝尔获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还到当时的西南联大附中给妈妈他们上过课！”每每谈到此，妈妈充满了自豪感。

书香·书桌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琉璃巷的北大医院宿舍里。院子不大，两栋红色的小楼，住了十八户人家。我们家在西楼的二层，房间只有十八平米，中间用苇箔打了个隔断，算是简陋的小套间。木制的地板，走起来吱吱作响。楼下的邻居要是听到我们在房间里蹦跳，就会用竹竿敲天花板。母亲总是对我们说：“轻一点，别影响楼下。”我家书桌的抽屉里，一直保存着一个小本子。封皮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起了毛边，里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那是妈妈的手迹，密密麻麻记录着病人的情况、体温的变化、用药的反应。每次翻开它，我仿佛又看见妈妈坐在灯下，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写着，时而皱眉，时而沉思。那是属于母亲的世界，一个严谨而温情的世界。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很忙。早上我还没起床，她已经出门了；晚上我快睡了，她才回来。但无论多晚，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那张旧书桌前，打开台灯，摊开书本和资料。灯光把她的背影投射在墙上，我常常躺在床上，隔着那道苇箔做的隔断，背对着她忙碌的影子，听着她翻书的声音，慢慢入睡

舐犊·深情

小时候，一次我发烧，母亲开始觉得没什么，孩子小，发烧感冒是常有的事。可后来我烧了四天都不退，内科医生出身的母亲真的着急了。她和父亲商量要不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可能感受到了母亲的不安，当她再次给我试表的时候，烧居然退了！现在想来，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巧合。但我知道，母亲那一刻的焦虑里，全是对我的心痛。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过度劳累得了前庭神经元炎，病情很重，眼震得厉害，住进了神经内科。母亲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给我会诊，最后确诊，需要用激素治疗。我知道用激素会有副作用，也不希望自己变成激素副作用带来的那种模样。母亲说：“不用担心，妈妈是内科医生，不会有事的。”她精心为我调节激素的用量，告诉我如何控制饮食。父亲给我做了我爱吃的饭菜，哥哥送来热气腾腾的馄饨。在家人的照顾下，我恢复得很快。那个时间点，母亲刚好要去新加坡参加国际会议。等她回来后，第一时间就到病房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了新加坡特有的水果——山竹。那时候经费有限，水果很贵，母亲买了水果，自己都没舍得吃。那个山竹的味道，我至今还记得。

创新·担当

母亲最令我骄傲的，还是她在医学上的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糖尿病的诊断主要依靠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这个试验需要患者空腹喝下高浓度的葡萄糖水，然后多次抽血检测吐等胃肠道反应。尤其是对于已经血糖偏高的患者，喝下大量糖水本身就是一种负担。母亲在临床工作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开始思考：能不能用一种更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食物来替代葡萄糖呢？馒头，这个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进入了她的视野。馒头是一种复合碳水化合物，它在胃肠道中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葡萄糖慢，更接近于正常进餐后的生理状态。如果用馒头来代替葡萄糖，患者接受度更高，而且能更真实地反映餐后血糖的变化。母亲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的内科主任王叔咸教授。王教授是我国肾脏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医学家。他非常支持母亲的想法，鼓励她去尝试。于是，在1964年，母亲和王叔咸教授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馒头负荷（代替葡萄糖耐量）试验的初步经验》的论文。这是“馒头餐试验”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道。时至今日，尽管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糖尿病诊断中具有“金标准”地位，但标准化馒头餐试验在评估胰岛β细胞储备功能、辅助诊断餐后高血糖以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临床价值。母亲和王叔咸教授六十年前的那篇论文，为这一切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

治学·传道

在北大医院大内科，有一个著名的传统——科巡诊。这所医院汇聚了一大批内科专家，每周都有全科大巡诊，讨论的大都是疑难杂症。王叔咸等老专家会把各种病例汇聚起来，组织各领域的内科医生一同诊断，边讨论边教学。妈妈非常重视科巡诊，每次巡诊前，她都要提前去病房看病人，了解病情，然后去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回到家还要挑灯夜战。那个小本子，就是她这样日积月累留下来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病人的情况、病历的记载、各种化验结果。讨论时，母亲总能对病例做出独到的分析。有一次，我问妈妈：“您为什么每次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准备？随便听听不就行了？”她放下手中的书，认真地看着我说：“病人把生命交给你，你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你不了解情况，怎么敢下诊断？你不查文献，怎么知道最新的治疗方法？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那年，妈妈有机会去当时的南斯拉夫参加一个有关糖尿病的短期学习班。她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据她后来回忆，学习班的课程安排很紧，强度很大。她和一同去的中国协和医院的中青年专家一起，全身心投入学习。当时组织方看她年纪比较大，好心问她：“学习结束后要有一个考试，您年纪大了，可以不参加。”他们哪里知道，母亲从小就不畏惧任何考试。她考得非常认真，成绩也非常出色。事后，和她一同学习的中外同行都对她的学习能力佩服不已。妈妈常说：“学习这件事，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勤奋。你比别人多花时间，你就比别人懂得多。”

仁心·仁术

1968年冬天，北京城格外寒冷。一天，母亲很晚才回家，神色凝重。她对父亲说，医院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北京礼花厂十七岁的女工王世芬，在抢救国家财产时被严重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三度以上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八。送来时已经休克，全院正在组织抢救。母亲被抽调到王世芬的抢救小组，因为烧伤病人极易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母亲是肾内科的医生。那段时间，母亲经常加班。因为我爸爸也是外科医生，他们有时候同时值班，特别是周末，妈妈会带上我和哥哥一起到医院，她在病房里忙，我就在她的休息室睡觉。我当时只有十岁，好奇心旺盛。我听说过王世芬的事迹，脑子里反复想象着一个被火烧过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实在忍不住，溜到走廊里想往病房张望。“你干什么呢？”母亲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声音不大，却很严肃。“我……我想看看王世芬姐姐长什么样。”我低着头。母亲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不能看。王世芬姐姐伤得很重，她需要安静，而且病房里是无菌环境，你进去会带来细菌，对她很危险。”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还是有些不甘心。母亲看出了我的失望。她想了想，从钱包里掏出几毛钱递给我：“医院门口有个小卖部，你去给王世芬姐姐买一包素虾。她特别喜欢吃那个。”素虾是一种豆制品零食，我小时候也爱吃。母亲让我去买，一定是她注意到王世芬的喜好，记在了心里。我飞快地跑出去买回来，交给母亲。她拿着那包素虾进了病房，出来时脸上带着一丝笑意：“王世芬姐姐知道了，让我替她谢谢你。”

孝悌·本色

姥爷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和姥姥住在苏州老家。姥爷喜欢抽烟，后来被诊断出肺癌。母亲非常着急，决定把姥爷和姥姥接到北京来。姥爷住进了母亲工作的北大医院。那时候母亲工作忙，还要照顾姥爷，实在分身乏术。姥爷夜里需要陪床，我就主动要求去陪床。那是我第一次整夜不睡，守在姥爷身旁照顾他——翻身、喂食、清理大小便。说来奇怪，我一点儿都没有觉得不情愿。也许是因为看到母亲为姥爷操心劳累的样子，觉得自己也应该分担一些。母亲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姥姥八十多岁的时候得了结肠癌。当时我刚刚开始学医。由于姥姥体质差，又有脊柱结核，麻醉师说手术麻醉是个难题。医院的医生都不同意做根治性手术，最后只做了肠造口。手术后一年多，姥姥就离开了我们。姥姥最后的时光是在家里度过的。不管多难受，她从不在夜里惊动我们。那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姥姥可能不行了。”我记得很清楚，只有我和母亲陪姥姥走完了最后一程。姥姥的呼吸越来越弱，但意识非常清楚。母亲把嘴凑近姥姥的耳朵，说：“妈妈，你放心去吧，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的。”姥姥好像听懂了，头微微点了一下，眼角流下一行热泪，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我明白了，面对即将离去的亲人，真诚的安慰比虚假的鼓励更贴心。病人对自己的状况是最清楚的，“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是徒劳的。医学是有限的，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能做的，是陪着他们一路走好。

尾声

母亲离开我已经多年了。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去她的墓前坐一坐，和她说说话。我告诉她，我还在做医生，还在做学问，还在努力像她一样，做一个正直、勤奋、对病人负责的人。我常常想起母亲坐在灯下看书的背影，想起她戴着听诊器查房的样子，想起她精心为我调药剂量的专注。母亲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润物无声的温情。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会了我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勤奋，什么是爱。如今，我和哥哥也都成了医生，我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学生。每当学生问我怎么做学问，我总会给他们讲母亲的故事。讲她的“馒头餐试验”，讲她的科巡诊小本子，讲她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希望他们知道，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担当。在我国糖尿病诊治的发展史上，施曼珠和王叔咸教授的那篇论文只是短短几页。但在中国糖尿病诊断的历程中，那几页纸承载着一位女医生的智慧、勇气和对病人的体恤。她用馒头代替葡萄糖，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背后却是对病人的深切关怀和对医学本质的深刻理解。母亲走了，但她的学术精神还在，她的温情还在，她的正直还在。就像琉璃巷那口早已消失的琉璃井，虽然地面上看不见了，但井水依然在地下流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