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某律所被指虚假承诺：收30万律师费案件全败诉，主任还让当事人“送锦旗”
一、“案件没问题”——一句价值30万的承诺
“案件没问题，能胜诉。”
这是北京农某律师事务所主任 闫某华对当事人马福喜和妻子王某萍的承诺。他信了，东拼西凑支付了30万元律师费。
几年过去，他的征地拆迁三个案件中两个全部败诉， 一个至今还没有开过一次庭。闫某华本人一次都没有出过庭，出庭的全是年轻律师和实习律师。
更离谱的是，案件败诉后， 闫某华还多次发微信，要求马福喜自费做锦旗“鼓励鼓励律师”：“做个最普通的就行，100块钱就行……律师也有干劲。”
马福喜向北京市丰台区司某局投诉。2025年，司某局答复：关于“虚假承诺”“代理不尽责”“不开具发票”三项投诉，均“无法查实”，“不予处理”。
马福喜问：“30万律师费，换来的是一堆败诉判决书。律所主任连庭都没出过，还让我送锦旗。我反映了，司某局说‘无法查实’——那谁能查实？”
二、三份合同、30万费用、零场出庭
2019年起，因征地拆迁补偿纠纷，马福喜与北京市农某律师事务所签订三份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费共计30万元。
合同签订前， 闫某华多次承诺“案件没问题，能胜诉”，并承诺亲自代理。马福喜说：“他是主任，说话有分量。30万，是我东拼西凑借来的。”
但合同签订后， 闫某华一次都没有出过庭。出庭的全是年轻律师和实习律师。“有的律师在庭上一句话都没说。”马福喜说。对此， 闫某华解释说：“我们是团队办案。”
他委托的撤销行政协议案、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案等，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全部败诉。河南省高级人某法院的多份裁定书，均驳回了他的再审申请。
马福喜还反映，差旅费被要求转给闫国华个人账户，从未开具发票。案件败诉后，闫国华在微信上多次要求他自费做锦旗：“寄过来就行了，你别送过来，还得跑一趟。”
马福喜说：“三个案件两个全败诉，一个还未开过一次庭，他还让我送锦旗？我花了30万，什么都没得到。”
三、并非个案：同一律所多次被投诉
当事人发现，安徽滁州当事人杨某在网络上发文，指控该律所“隐藏证据、两头吃、拿钱不办事”，包括“一二审代理合同不开发票”“律师差旅费不开收据”“忽悠我签空白合同”。
马福喜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被骗，这是他们的一贯套路。”
四、三次开庭，三次败诉：从港区到郑州中院再到省高院
2021年，马福喜向郑州中原区人某法院提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诉讼。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2022年，他上诉至郑州市某中级法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同年，他申请再审，河南省某高级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另一核心案件——“撤销行政协议及赔偿”案，2023年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某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同年，郑州市某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河南省某高级法院随后作出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两个核心案件，历经多次开庭（一审、二审各两次），全部以败诉告终。马福喜说：“我连开庭的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每次等来的都是驳回。”
五、承诺与败诉之间：三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当事人的遭遇，暴露了三个层面的矛盾。
第一，承诺与现实的矛盾。 闫某华承诺“案件没问题”，但所有案件均告败诉。承诺亲自代理，却从未出庭。《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不得对案件结果作出不当承诺。但现实中，这样的承诺查实的却寥寥无几。
第二，投诉与处理的矛盾。向丰台区司某局反映，司某局答复：三项投诉均“无法查实”。当事人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却仍“无法查实”——怎样的证据才算“查实”？
第三，收费与服务的矛盾。 30万元律师费，换来的是一堆败诉判决书，还有一个至今未开一次庭。律所主任从未出庭，差旅费转入个人账户且无发票，还被要求送锦旗。这样的服务，与30万元的收费是否匹配？
六、个人困境：“无法查实”背后的四道墙
当事人面临的困境：律师违规执业，当事人的维权成本极高，而监管的牙齿却不够锋利。
困境一：虚假承诺取证难。 律师的“承诺”往往是口头或在微信中进行，当事人很难提供“决定性”证据。
困境二：代理质量认定难。 案件败诉，案件败诉，究竟是律师代理不力，还是案件本身难度大？律所正是利用这一模糊地带，将“代理不尽责”包装成“案件风险”。
困境三：差旅费监管难。 差旅费转入律师个人账户、不开具发票，是行业内的“潜规则”，监管部门难以追查。
困境四：跨地域维权难 。马福喜身在河南，被反映的律所在北京，时间、金钱成本极高。很多当事人正是在这种“耗不起”中选择了放弃。
马福喜说：“我花了30多万，什么都没得到。我想讨个说法，但司某局说‘无法查实’。‘案件败诉’，我还能找谁？”
七、不是一个人的失德，是一个系统的漏洞
这一事件的要害，不在于一个律师的失德，而在于律师执业监管体系存在的结构性漏洞。
违规成本低、查实率低。虚假承诺、代理不尽责、差旅费不入账——这些违规行为在行业内并不鲜见，但被查实、被处理的案例却少之又少。丰台区律师协会以“重复投诉”为由不予立案，但马福喜是首次投诉，何来“重复”？这一答复暴露了行业自律的敷衍。
合同条款保护律所。马福喜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多处条款明显偏向律所：“甲方无条件同意乙方做出的办案方案”“已收代理费不退”“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这些格式条款，进一步加大了当事人维权的难度。
八、呼吁
马福喜说，他请律师，是因为相信法律；他花30万，是因为相信律师。
但几年过去了，案件全败诉，钱也拿不回来。他投诉到司某局，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查实”。
他问：“律师承诺‘案件没问题’，算不算违规？案件全部败诉，算不算不尽责？差旅费不开票，算不算违规？我投诉了，为什么‘无法查实’？”
如果律师可以随意承诺“包赢”，如果差旅费可以转入个人账户不开发票，如果案件败诉还可以要求当事人送锦旗——那当事人花钱请律师，到底买的是什么？
30万律师费，两个案件全败诉，一个至今还没开过一次庭。
30万，是一个农民半辈子的积蓄。一堆败诉判决书，是这笔钱换来的全部。一个“无法查实”的答复，是投诉得到的全部回应。一面被要求自费制作的锦旗，是这段委托关系的荒诞注脚。
当律师的承诺可以不算数，当监管的牙齿不够锋利——当事人花钱买的，到底是法律服务，还是一纸荒唐？
（本文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法律文书及司法行政部门答复整理。截至发稿，北京市农某律师事务所未就此事作出公开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