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愈晓:我第一次见到了和李猛同宿舍的周飞舟和李康。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躺下午睡，记得他们探出头来礼仪性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进入北大读书之后才知道他们三人是一个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读书小组的成员。

阎凤桥:1993年，北大社会学系的一批硕士新生自发地组成一个“麻雀读书小组”，这批学生陶醉于读书生活，博览群书，认真研读，对于一些西方经典的认识达到国内最高水平，亲自参与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也参与理论教材的编写，后浪超过前浪，被老师们称道，这批当年的学生变成了今天活跃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一批实力派学人。

周飞舟:研究生时，我们有一个小团体，叫“麻雀小组”，是李猛主持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一课上的文献，大家读了之后互相讲讲。我们宿舍是在46楼4楼东头的一个宿舍，1074，本来他们说叫1074小组，后来说不好，不如叫“麻雀小组”。就是我们宿舍四个人加上应星，还有三位师妹，现在也都在大学里当老师。大家一起，主要是读一些外文的书。后来我们毕业了之后，读书小组里面的主要成员组成了后来有名的“福柯小组”。

应星:由于某种机缘，我们93级硕士生对社会学有着极高的学习热情，入校后不久就在46楼1074寝室建立了“麻雀小组”。其实，刚开始大家聚在一起，只是为了集体应对孙老师课堂上所布置的海量的英文文献。但后来由此形成了自觉的读书会制度。从韦伯的《中国儒教》到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从张仲礼的《中国士绅》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无不在精读深研的范围。其成员除李猛、周飞舟、李康、王俊敏、谢桂华和我以外，94级的方慧容和吴利娟也加入了进来。李猛他们那篇关于单位制的文章不过是麻雀小组的副产品。对我来说，纵然本科期间保持了探究的热情，但是直到来了北大，才真正找到了探究的方向和方法。我的硕士论文，甚至我离开北大后的博士论文，都是在这里酝酿成型的。仅从小小的麻雀小组里就走出了四位北大教授，而从福柯读书小组里走出了更多的北大名教授，真可谓是一段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