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二十年的房子，地皮还是别人的？一个农村家庭的“无限续费”困境

钢筋被砸了，窗子被敲了，排污管被敲碎了。
房子买了，钱付了，协议签了。过两年说“地皮是我的”，再给一笔；又过两年说“还是我吃亏”，再拿几块地来换。
这不是在买房，这是在“无限续费”。
 这是一起发生在四川仪陇县的真实纠纷。一栋老屋，数次冲突，多份调解协议，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一、事实矛盾：“房子买了，地不是我的”
彭碧琼，四川仪陇县赛金镇高家坝村的一位普通村民。
多年前，她家从同村人手里买了一栋土墙房子。说是“买”，其实不太准确——那套房子一共两间，她家只买了半套。另外半套是她家自己的老房子，两户人家共用一面墙，几十年的老邻居。
买卖的时候，白纸黑字写清楚了：钱付了，房子归你。
但问题出在地皮上。
房子虽然买了，可卖房子那家人后来反复说：“房子卖给你了，但地皮还是我的。”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房是房，地是地，你住可以，脚下的土不归你”。
二、反复给钱，反复换地

2016年，准备翻修房子。刚一动工，对方就来了：“地皮是我的，你不能动。”
村干部来调解。最后彭碧琼家又掏了3500元，外加拿多块土地来调换，才把这块地皮“买”下来。

过了一阵，卖房子那家人又说：“我吃亏了。”村干部再次调解。当事人的父亲又拿了多块地出去，换对方的“满意”。
一次买房，多次付费。每一次都有协议，每一次都签字确认。但每一次过后，对方总能找到新的理由，说“还是亏了”。
三、0.5公分的“越界”

2024年正月初八，准备修门口的堡坎——农村自建房常见的工程，修一个挡土墙，防止地基滑坡。
刚开工，钢筋都扎好了，对方来了：“你超了我的地皮。”
量了一下，说超了0.5公分。0.5公分大约是两根头发丝的宽度。
就因为这0.5公分，钢筋被砸了，工程停了。村干部又来写协议、做调解。

2025年正月二十三，对方再次上门。这一次的理由是：彭碧琼拔了她家的花生苗。一位老年村民拿着东西敲砸窗子，防盗网被敲了，窗子也被砸了。
在此之前，她家改造卫生间，将一根排污管道沿着自家墙边埋设，通往外面的化粪池。管道经过的那块地，此前已经通过村社干部协调，调换给了对方。对方在那块地里种了花生，彭碧琼承认，她之前确实去拔过花生苗。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趁她在外打工不在家，对方直接将她家墙边的排污管敲碎了。理由很简单：管子占了她的地。
彭碧琼很不解：“地已经换给你了，我埋个管子排污水，贴着我自己家的墙走，这也不行吗？”
对方的回答很干脆：不行。
再后来，装了防盗网，对方又说防盗网超出了地皮范围，再次动手拆除。
每一次动工，几乎都会引发冲突；每一次冲突，都以“再补一次”收场；但每一次补完，下一次还会再来。
四、法律偏差：三个“无限”暴露的问题
农村相邻权纠纷很常见。墙挨着墙，地连着地，一公分两公分的事，有时确实说不清楚。
但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三个“无限”：
第一，付费是无限的。 房子买了，钱付了。地皮问题出现后，又给钱、又换地。每一次都按调解协议执行。但对方总能在执行完之后，找到新的“不满意”。
第二，调解是无限的。 村干部每一次都来调解，每一次都写协议。但协议签完，过段时间，对方又能翻出一个新理由。调解变成了反复进行的拉锯。
第三，争议越来越小，冲突越来越大。 从多块地，到3500元，再到多块地的置换，再到0.5公分，再到一根排污管、一个防盗网——争议的标的越来越小，但每一次都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应对。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法律问题：当年的“半套房子”买卖，效力如何认定？村级调解协议为何缺乏约束力？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着纠纷的走向。
五、困境共情：一个农村家庭的真实处境
彭碧琼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房子修了，他说是他搞定的。我又拿钱又拿地调过来的，他说螺丝都是他搞定的。”
这句话反映出一个现实：无论当事人付多少次钱、换多少次地、签多少次协议，对方始终认为权利不是当事人应得的，而是别人“允许”的。
这个案例暴露了农村家庭在安居问题上的三重困境。
证据困境。 当事人保留了当年的买房契约、多次调地的书面记录、干部调解的协议。但这些材料多为手写、格式不够规范、签字不够完整，在法律上证明力有限。当年的知情人有的已去世，有的不愿作证。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却连一份完整的权属证明都难以凑齐。
成本困境。 彭碧琼曾花7000元请律师，但问题仍未解决。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7000元不是小数目。如果再经历上诉、鉴定、执行等环节，成本会更高。与此同时，工程一次次停工，材料一次次被毁，时间和心理上的消耗也在不断累积。
执行困境。 即便最终通过诉讼确认了权属，拿到了判决，执行环节仍是未知数。农村相邻权纠纷的执行，往往涉及现场勘界、拆除、恢复原状，执行难度较大。
另外，基层工作人员到场后，往往以“邻里纠纷”为由建议协商或走法院诉讼。这导致一方的某些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
六、制度追问：四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这个案例反映出的，不只是一户人家的权属争议，也是农村基层治理中值得关注的共性问题。
追问一：农村房屋“份额买卖”的权属如何确认？
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交易中，口头约定、手写契约、份额买卖大量存在。这些交易在当时是村民之间的常见做法，但进入法律程序后却难以获得确认。对于历史形成的农村房屋交易，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确权标准和证据规则？
追问二：村级调解的效力如何提升？
村社干部是农村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但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可能导致“调了又反、反了再调”的循环。建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可申请法院出具确认裁定，或许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追问三：基层调解与执法如何有效衔接？
故意损毁财物、多次阻拦施工，是否已超出一般民事纠纷的范畴？对于多次损毁财物、扰乱秩序的行为，如何实现调解与依法处理的更好衔接，值得思考。
追问四：农村群众的纠纷解决渠道如何保障？
农村群众在法律途径面前往往能力有限，面对权属纠纷可能无力应对。对于宅基地、相邻权等民生类纠纷，是否需要降低相关援助的门槛，提供从咨询到诉讼的支持？
七、结语：一个不该没有答案的问题
彭碧琼家的房子还在那里。土墙老屋拆了，新房子修了一半。
堡坎还没修完，防盗网还没装回去，那根排污管还碎在地上。
这不是一个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但正是因为它“小”，它才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农村里有多少这样的家庭？花了多年积蓄买了房、修了房，却因为一个0.5公分的“越界”说法，被人堵在门口，连工都开不了。
调解了一次又一次，协议签了一张又一张，问题却像一个始终填不满的窟窿。
彭碧琼问了一句话，大概也是很多农村群众想问的话：
“我到底还要付多少次钱、换多少次地、被敲多少次窗，才能安安稳稳住进自己的房子？”
这个问题，值得被认真思考。

(本文依据当事人提供的买房契约、现场照片及相关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