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及文化学家冯骥才予敦煌深情
他曾是一位身高一米九的篮球中锋,又研习过宋人山水,还以创作“伤痕文学”震动文坛,却在声名鼎盛时转身进入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洪流。而在他波澜壮阔的文化版图中,敦煌是一座绕不开的精神丰碑,他就是著名作家及杰出文化学家冯骥才。
1.从津门才子到著名作家。他1942年生于天津,自幼热爱文学和绘画。1960年代考入天津美术学院,主攻油画,但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逐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70年代末,凭借短篇小说《啊!》一举成名,成为“伤痕文学”代表作之一。80年代,陆续发表《神鞭》《三寸金莲》等作品,风格融合现实主义与传奇色彩,独树一帜。
2.一个文化名人的朝圣。冯骥才与敦煌的缘分,并非始于书斋中的遥想,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西行”。那时,他应中央电视台之邀,为大型纪录片《人类的敦煌》撰写文学剧本。在此之前,敦煌于他,“早就是一个斑斓又神奇的梦”。当他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行,站在莫高窟前,面对那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时,这位自幼研习宋画、深谙笔墨之道的文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颤”与“五体投地”般的震撼。敦煌研究院为他敞开了所有洞窟。在正巧架满灯光拍摄的220号窟,盛唐壁画在灯下“色彩艳丽而独异,形象繁密又神奇”,那一刻,冯骥才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天国。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处艺术遗迹,更是中古史、丝路史、佛教东渐史与绘画史的交汇点。
3.编著《人类的敦煌》文学剧本。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苦修。冯骥才将书房堆满敦煌图录,翻散了一册册画集。他必须像考古学家般严谨,考据“飞天”从北魏到唐代的微妙演变,标记每一处形象的具体窟址。历时十八个月,二十余万字的文学剧本问世。他特意在书名中冠以“人类”二字,意在表明:这不仅是中国的遗产,更是人类文明交流最瑰丽的见证。然而,电视片最终因种种周折未能问世。面对遗憾,冯骥才没有沉溺于失落,而是另起炉灶,写下了《敦煌痛史》。他回溯1900年藏经洞开启后的百年沧桑,笔触饱含悲愤。他写王道士的无知,写斯坦因、伯希和的巧取,更写常书鸿、张大千等一代先贤如何在戈壁滩上“单薄的手臂始终拥抱着那些岌岌可危的文化宝藏”。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前,他长久徘徊,遥想当年常书鸿正是在此偶遇伯希和的图录,从而毅然归国、终生守候敦煌——那一刻,冯骥才感到自己与这些文化先辈“血脉相通”。
4.画出的文字写进去的画作。冯骥才的绘画,是其文学情感的延伸。他说:“我作画,也是写作,一种看得见的写作。”作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他主张“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他的画作《树后边是太阳》《期待》《雪地上的落叶》,无不透露出散文诗般的意境与哲思——那是在苦难中淬炼出的金黄,是冬夜里倔强的读书声。这种“文学性”同样反哺了他的写作。他写小说时,“看得见”人物的每一个表情细节,如同在宣纸上经营位置,力求精准、洗练。无论是《俗世奇人》中的市井百态,还是《漩涡里》的真情告白,都展现出一种“画家的眼睛”与“作家的心”交织的独特质。
5.大漠荒野孤坟与精神灯火。冯骥才曾将自己的一生概括成为“四驾马车”: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而敦煌,正是这四驾马车的交汇点。敦煌让他完成了从文学家到文化遗产卫士的关键蜕变,他也为敦煌留下了饱含深情的文字丰碑。在《人类的敦煌》末尾,他写道:“人文精神是人类创造的另一个太阳——照亮自己和照亮未来。”他对敦煌的深情,不仅在于赞美其辉煌,更在于痛惜其失落、致力于其传承。
如今虽年逾八旬,他依然在文学与绘画间“甜蜜地往返”,依然为守护民间文化遗产而呼吁。他像极了那个在风雪夜中挑灯夜读的少年,用自己的笔和墨,在时代的洪流中,为中华文明守护着那一片永恒的“敦煌”。
26.6.11DS初稿
龙湖寓士笔意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