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再读《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
“那些年我都错过了什么?”
这是我最近在重读旧书时,最常有的感慨。
读书的过程:从浏览、读过、理解、领悟,到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这可能是纠缠一生的过程。
再读那些年读过的书,好像忽然之间变得易懂而又深刻了、丰富而又彼此相联了、熟悉而又再次陌生了。
神奇!
重读《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保罗·亨利·朗格著(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Paul Henry Lang,1982年9月北京第一版)。从头到尾,都被以上的感慨触动着。
这本书系统地讲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最后的印象主义的演变过程。论及的音乐家包括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肖邦;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勃拉姆斯、比才、威尔第;以及专门的章节介绍柴可夫斯基。论及各种音乐形式及代表作品。
不是完全同意这书的立场和角度(偏西方),但作为史学文献还是很有读之价值的。
书中对柴可夫斯基的论述尤其带有明显偏见。俄国音乐在历史上是兼具西东方文化的存在。正如很多西方听众不能听懂接受老柴一样,我却倍感老柴的文化亲近。
书中提到的众多音乐家及作品,是我在初读时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触及的。而在今天,对不少人和作品,却有豁然开朗的理解和亲切。
七律·再读《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
再读陈篇已半生,
时评错谬误老柴。
西儒强设族群限,
东隐柔融韵律偕。
五音调里藏天地,
悲怆弦中见胸怀。
何必西东划牢域,
灵犀点破万重阶。
年少时对西方文化的仰望,到今天的平等对话。这是一个进步。
这种平等不是傲慢的对抗,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是“西方的都是错的,东方的都是对的”。而是“何必西东划牢域,灵犀点破万重阶”。
既不仰望,也不贬低,只是平静地用一颗开放而坚定的心,去和所有伟大的灵魂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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