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 项飙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8-3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劳务市场
1. 虹桥第一家搞劳务介绍的机构开办于1986年，但当时属于地下性质。（……）1990年开始出现固定的劳务介绍所。到1994年春节，在这个人口仅3万多的小镇，劳务介绍所竟已有69家之多！

资金市场
1. 在温州话中，有关货币的概念，除了“钞票”，“资金”“资本”（“本”），特别是“利息”（“息”），也都是挂在老百姓甚至家庭妇女口头的词。比如“放利息”（指把自己多余的钱放贷），“吃利息”（意思和放利息相似，但是不如“放利息”那样强调殖息）等等。这些用语，及80年代初温州闻名全国的“私人钱庄”，都说明了温州人强烈的金融意识。

在言及亲友的意义时，几乎无一例外，“浙江村人”首先要强调亲友间在借钱上的便利。判断两个人在不在一个亲友圈内，用一个标准就可以：他们之间能不能借钱。

2. “浙江村”资金体系的特点在于，其功能完全在于帮助资金的流转，而不在于融资。（……）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浙江村”内另一个潜在金融体系的存在。以代销为典型，它不仅是一种关于产品的合作方式，而且造成了错综复杂、互相借账的资金链。大家都不太见到钱，但经营却因此而高效地运转。拿李文虎的例子看：“代销的时间先后（指卖出衣服和与加工户结账之间的时间差），也是一笔钱，我从这里就能匀出40万左右的钱来用。这等于是个小银行啊。它不是你的，但全归你用。”这个“债务链”，解决了人们生产和经营所需要的基本资金，而显现出来的临时借款关系，无非是为了使总体的资金体系能更好运转的辅助手段而已。

一明一暗的资金流转，直接对应于系内的亲友圈和生意圈。生意圈走的“暗流”，亲友圈走的“明流”。

3. 两种借贷，利息都是一年一付，但在不同的年度之间要利滚利。利息的浮动和国家银行的利率调整相关性不大，而和人们所意识到的“社会形势”直接相关：生意好做了，利息就高；或者社会比较乱的时候，利息也涨。

4. 更让人深思的是，呈会的背后恐怕也表现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另一种理解。它不强调多个人之间的“公共性”，而是要突出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而且每个人所获利益之间的差别也都是可计算的，下次若再聚在一起，就可以以其他方式补偿。温州人很不愿意接受一个模糊的“公共”概念。既不接受模糊的“公共”概念，但又意识到大家必须聚在一起，这也启发我想到“关系丛”。

改造家族
1. 在家里生意做亏了的人，往往把外出看作一条退路，因为外出所需要的资本量明显要小。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对流动发生影响的家族，和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是现在的家族，主要是指它的网络关系。用一个“浙江村人”的生动的说法，是在用它的“印”。“印”是“明显的痕迹”的意思。比如一个盛热水的水杯子在塑料布上烫了一个圈，这个痕迹叫“印”。在用“印”这个字的时候，人们并不强调痕迹本身，而是要强调“曾有一个水杯在这里出现过”——“你看，印还在这里呢！”对人们的流动有直接影响的乃是这个家族之印，精确地说，是“家族关系”，而不是家族本身。

生活体系
1. “浙江村”的菜价比北京市面上普遍要高。北京人很少到温州人的菜市场上买菜，他们也坦言，并不是“吃不惯”的原因，实在是太贵。有意思的是，“浙江村”内的总体消费水平都要高于外部市场上的价格。这是不是和他们高效率的资金流通方式有关，我无力解答，但这个现象却也分明显示出“浙江村”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格局。

2. 在“浙江村人”看来，如果以是不是经常去吃饭，来衡量照不照顾一个开饭馆的亲戚，是很荒唐的。阿星和刘世明之间搞得这么热闹，正是因为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固的亲友关系。

3. 开饭馆的在亲友圈和生意圈的构造上和卖菜的不一样。（一）卖菜的更多在同业之间构造核心系，几个亲眷一起卖菜，一起进货，而饭馆则很少这样。（……）（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饭馆对亲友圈的依赖更大。（……）在“浙江村”没有任何基础的人是干不了这一行的。但是不同类型的饭馆之间又有不同。越是早期小规模的饭馆，它的亲友和生意关系分得越清楚。越是大的，它的顾客范围越广，却越要把这些顾客都搞成“朋友”的关系。

4. 如果仔细看看进出理发店的年轻人，实在难以把他们和“流动人口聚居区”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前两年的打扮还在富贵之余有点土气的话，现在的“身体包装”直和港澳接轨。“北京人太土气”是他们经常说的话。

5. 不管是饭馆、理发店，还是后面我们要说的“大人物”的行动，只要所经营的事情有一定的公共性，他们都有很强的“要有一帮人去抬你”的意识。要在具有公共性的事业上做得成功，他们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和大家的关系经营上。

6. 在“浙江村”里任何事情都是不需要排队的，凡是有要排队的趋势，马上出现第二家的服务者

7. “浙江村”里假药倒不多见。人们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一说有某地有假酒案，连白酒都不敢喝。这在温州本地的农村倒不如“浙江村”明显。

8. 诊所里除了平常的感冒、痢疾等日常疾病，诊治较多的就是性病。

9. “和义”本是“浙江村”附近一个农场的名字。她向我解释说：
讨这个名字，让人看了觉得有点北京味。我本来就喜欢孩子，我看温州人搞的都不像样，决定搞一个正规的。温州人不怕你贵，只要搞得好。

10. 看来幼儿园和诊所相似，对于业主来说，社区内的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把孩子送到北京的学校和认同北京的市民文化是两码事。

纠纷的解决
1. 这些互相的想象，有这么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它不是人们互相区隔的产物，而正是生意和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所以，一方面，这些想象加固了人们核心系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它也不影响不同地方人之间的交往。（二）所从事的行业越简单、经济上和别人交往越少的人，这种想象越强烈，而且对他的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小人物正是因为这种想象，更稳固地居于大人物的“系”中。大人物在观念中并不摈弃这重想象，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的交往。把总体上的想象和具体的行为分开，这是大人物维持地位的重要一招。

2. “浙江村”内的纠纷虽多，却没有发展出像家族械斗那样的长期僵持的矛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系”的结构。在传统家族内部，各种关系高度重合，对外封闭，和其他圈子一旦摩擦，很难化解。而“浙江村”内则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相交叉，各种关系又将辐射到其他更多的关系，是开放的。即使在发生了较强烈的冲突后，人们能够寻求多种方法来解决它。在农村的传统社区，维护家族关系本身可能是人们的目标；而在“浙江村”，关系是不断变化和建构的，发展才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