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当孔子的儒生忙着演习礼乐、研讨“仁者爱人”的血亲等级时，一位穿着草鞋、身着粗布短衣的“鄙人”——墨翟，却以一种惊人的现代视野，抬头仰望苍穹。看到的不仅是神性的“天”空，更是广博无私、化育万物的宇宙自然整体。
1.墨子对生态的关注，是根植其哲学大厦的基石。他提出了 “以天为法” 的命题。在他看来，天“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这种广大无私的品格，是人间法度的终极来源。这不仅是敬畏，更是一种深邃的洞察：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法则的遵从者。在那个“人定胜天”思想萌芽的时代，墨子冷静地指出，人的行为必须“度于天”，顺应自然的节律。这种“天志”，实则是最早的生态律法，它约束着人类膨胀的欲望，告诫我们自然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
2.“兼爱”的升华，从人到自然的深情。世人皆知墨子倡导“兼爱”，以为“兼相爱，交相利”只局限于人类社会。然而，墨学的伟大在于其逻辑的彻底性。当墨子言“爱人若爱其身”时，推演至极致，便是对“天”这一最大生存环境的深情厚谊。他认为，天“兼而有之，兼而食之”。既然天无私地承载、养育着万物，作为“天之臣”的人类，又岂能对自然万物存有偏私与恶意？墨子的“兼爱”跨越了人类中心的狭隘界限，将伦理关怀延伸至日月星辰、山川溪谷乃至鸟兽草木。这是一种朴素的 “生态平等” 意识。若人人都能将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身体”，去爱惜、去保护，那么后来的“天人合一”生态主题便有了最坚实的操作路径。
3.“节用”的生存智慧，低消耗的存在哲学。如果说“天志”是墨子的宇宙观，那么 “节用”与“节葬”便是其实践论。这不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核心的环境保护思想。墨子目睹诸侯厚葬靡财、贵族“弦歌鼓舞”的奢靡，痛心疾首。他指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他所追求的“利”，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基本生存权，而非无度的物质堆积。他主张“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这种思想极其超前地揭示了 “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已然看到了过度消费对自然资源的压榨。这种“俭节则昌”的信条，是人类面对自然时应有的谦卑与自律，是对可持续发展最早的中国古代先哲表达。
4.“非攻”的远见，止战和平既是休养生息保护生态。墨子的“非攻”，不仅是为了救下“杀一人谓之不义”的无辜百姓，更包含了对战争破坏生态环境的强烈抗议。战争不仅杀人盈野，更导致“树木不胜其伐”，田园荒芜，生态系统崩溃。墨子与其弟子奔走列国，甚至“裂裳裹足”也要制止战争，这种行动派的风格，不仅是在救人性命，更是在挽救那个脆弱的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他防御性的军事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生态防御”，维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后底线。
5.科学的人文精神，格物致知的求真之路。墨子对生态的关注并非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建立在他扎实的科学素养之上。他堪称“科圣”，亲自制作守城器械，精通木工。在《墨经》中，他记录了小孔成像、光线直射、杠杆原理等科学现象。这种对物理世界精确、务实的研究态度，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然的精妙与脆弱。正因为懂得，所以更加敬畏。 正因为他的笃学，使他能从客观规律的高度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其环保思想具有了理性的光辉。
6.身处战火纷飞的时代，为人类指引“兼爱、节用”的生存之道。回望墨子，他身处战火与铁器初兴的时代，却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兼爱、交利、节用”的生存之道。他的思想，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而苦涩，以至于“其行也枯槁”；但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当环境危机成为全球的战略议题，我们才猛然发现，那位穿着草鞋在风烟中行走的鲁国人，早已为我们标注了文明的出路。他不是在云端布道的圣人，而是“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行者。 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至今仍是治愈这颗星球的良药。
26.6.12DS初稿
龙湖寓士笔意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