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外包服务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节省出来的时间，用来发放更多的签证

有人说，最近入境的印度人这么多，是因为我国把签证服务外包给了第三方，正是这个外包服务导致了印度来华签证数量的激增。其实这个事情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签证外包，不等于签证审批外包。驻印使馆于2008年7月起，将申请签证的事务性工作外包给VFS公司。

所谓的事务性工作包括：代收护照和申请材料、协助录入申请表、采集照片和指纹、将材料整理打包后统一递送至使馆、通知申请进度等。签证服务外包模式，目前是全球通行的普遍做法。VFS的服务本质上是“跑腿”和“整理”，它无权决定谁能获得签证，也无权审查材料的真伪。

所有申请材料最终还要汇总到使馆，由中方签证官完成实质性审核，VFS对此没有任何介入空间。签证的审批权、拒签权始终100%掌握在中国签证官手中。在不少人眼中，外包就等于卖国。把签证服务外包给印度公司，导致印度人现在在国内泛滥成灾，这就是外包的错。

VFS公司并不是印度公司，它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运营总部位于迪拜，主要股东为美国黑石集团、瑞士库奥尼基金、阿联酋主权基金、新加坡淡马锡等。它甚至没有单一国籍，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的跨国公司，目前已经承接了60多个国家的业务。但它的创始人是印度人卡尔卡里亚，所以常被人当作印度公司对待。

印度来华签证的数量是动态变化的，2008年外包之后，签证数量逐年上升，到2016年创下新高，为23.1万份。此后受边境摩擦等多方原因影响，又逐年下降，到2022年时已降至全年不足1万份。2023年后又逐渐恢复，到2025年时达到28万份，再创历史新高。可见，就算是签证服务外包了，只要想控制数量，完全能控制得住。

外包与否，影响的只是处理效率，不是总量。外包业务极大的提高了审批效率，大大加快了审批流程。在没有外包的年代，使馆的工作人员既要处理大量事务性琐事，又要完成核心审批。事务性工作占用大量时间，导致签证官每天能处理的申请总量有限，申请人等待时间长，使馆窗口也容易拥堵。

有了外包后，使馆将事务性工作全部剥离出去。它让审批官在同样的时间内能处理更多的申请，比如原来每天只能处理50份，现在每天能处理100份，甚至更多。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效率提升本身不是坏事，坏事的是效率成了唯一指标。比如审核端将“缩短签证受理时间”、“提升签发量”设为考核导向的话，那么审批官的精力就不会因为有VFS的分担而变得更加高效。

简单的说，就是VFS帮使馆节省出来的时间，是用来更深入的审核每一份申请，还是用来处理更多的申请？如果是前者，VFS是个好帮手；如果是后者，VFS就成了一台“高效但无用”的传送带。它本身也没做错什么，但整个系统的安全边际反而因为它的高效而被悄悄侵蚀了。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乱象：无面签审核、无深度背调、无风险筛查，虚假学历、虚假务工、虚假商务的申请者轻松过关；旅游签转工作签的黑色产业链肆意生长；非法滞留人数同比暴涨；各类不文明、违法扰民事件频发。

签证外包本身没有错，它只是一种中性的效率工具。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在效率大幅提升之后，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把审批的又快又多当成了好？是否在追求便利的同时，放松了对安全底线的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