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就必须要做一个所有人都可能会变坏的假设。所以无论是钓鱼执法还是虹吸执法，它本质上不是没有防住坏人，而是没有防住好人变坏。质朴的道德感决定了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只要结果是好的，其实程序差一点无所谓。但现实往往是盗贼会钻空子，执法者也可能徇私。

执法在法律上可以讨论的点很多，但是在法理上值得讨论的核心只有一件事：依托群众举报开展检查、扣货的行为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风声紧就偃旗息鼓，风声一过就死而复生。上级机关只聚焦于具体的单次执法行为，反而没有人认真去追溯根源。

每次查扣行为的起点在哪？是接到了哪个群众的举报？有没有核实举报人的身份？举报人有没有得到奖励？举报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不是没有人知道答案，是没有人重视。因为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执法人员行为的合法性就不需要验证。

“我管他接到了哪个群众的举报，反正我查到违法事实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恰恰就是这类执法可以钻的空子。现代法律有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叫做“毒树之果理论”，通俗来说就是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使用。很多人不理解：明明对方已经犯罪了，为什么不能直接闯入家中收集证据？这类规模化的违规执法恰恰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因为非法取证是会叠加和扩张的：如果允许非法取证，就可以做非法诱导，也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如果允许非法诱导，就可以人为设计诱导场景；如果允许设计场景，就可以批量实施诱导——这就是所谓的“虹吸执法”。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会发现这套逻辑和产品大规模量产完全一致：先做概念验证，再研发原型、完成工程设计，接着小规模试产，最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此降低边际成本。所以这类执法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本质上就是钓鱼执法的大规模量产版。

到了这个阶段，核心问题就不再是实现正义，而是降本增效。所以正义应当首先来自于程序，而不是来自于结果。如果程序规则被破坏，那么执法的矛头就既可能对准坏人，也可能对准好人。如果有一天人们要面对一台追求降本增效的执法机器，不妨想一想：是抓好人的成本更低，还是抓坏人的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