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期間在一學期上兩門課，西方政治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前一門課上讀卡爾施米特、大談中美關係並且近於驕傲地宣布一切國際政治都是米洛斯談判，「在這世上，公理只存在於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強者恣意而行，而弱者自己受苦」；而後一門課讀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談蘇格拉底和安提戈涅，斷言貓比霍布斯更懂自由。

同一套文本，像兩個世界。我心裡清楚地知道第一個世界永遠威脅著第二個，但仍然近於固執地在後者中尋找安慰與棲息。蘇格拉底說，哪條路更好只有神知道，於是我就去相信，在暴力的絕對與直接之外，存在另一種說服的政治，即使被不斷地取消，也仍然擁有更持存而永恆的力量。畢業論文也是不管不顧地寫，心裡想的是讓老師再庇護我一次，讓我能永遠記下學校有一角曾經像家園。

所以看《驚弦》非常崩潰⋯因為打碎人能藉以信念的，用真實的瘡痍和血。在我心愛的後一個世界，在我的世界，選擇死亡的得到死亡，選擇生存的得到毀滅。在過去是一種隱微的恐懼，如今終於踏實地落到谷底，因為最壞的情況就在面前：沒有成就，沒有幸福也沒有好的名聲。中午吃飯看一個福柯節目，也發夢地想，何時如何我可以以努力談論他⋯⋯因為自由主義不是無知之幕下面輕巧的文明戲，如果仍然去思考政治，我將永遠不能避開他的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