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哲学教育家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
西汉硕儒董仲舒，其生当文景之世，承秦火之余，六经离析，百家争鸣犹炽。董仲舒独治《春秋》公羊学，博采阴阳五行之说，融会贯通，遂成一代新儒学之宗。
1.精诚专一，独尊儒术。董仲舒，字 宽夫，公元前179年，生于广川（今河北景县董故庄)。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景时期度过。当时诸家学派先后继起，学术文化空前活跃，尤其那股针砭秦政之弊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使一度遭遇劫难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宣传，儒学逐渐为世人所重视。汉文帝立《诗》、《书》两经博士后，儒家的学术地位，又进一步提高了。董仲舒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了研读儒学的道路，并以治《春秋》公羊学闻名于世。由于述古”的声誉，被任命为《春秋》博士。汉代的博士，可以招收弟子，传授经学。于是董仲舒“下帷讲诵”，培养门徒，成为拥有数百名弟子的大经师。汉武帝即位之后，董仲舒应召来到长安，参加贤良文学对策。他在对策中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当时正在兴起的尊儒热潮，涂抹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加剧了汉家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斗争，而董仲舒则成为这场尊儒抑道斗争的急先锋。
2.思想精髓，天人合一。董仲舒思想之精髓，在“天人合一”，其说有三：其一，天人为“类”。 仲舒以天为“百神之大君”，涵容自然、道德与神性三重意蕴。天有喜怒哀乐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含德刑之义。人乃天之副本，“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故“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此说将儒家伦理植根于宇宙秩序之中，赋予纲常名教以形上根基。其二，天人相感。 天与人既本同类，则气机相荡，休咎相应。王者施政失道，天先出灾异以谴告；不知自省，则怪异乃见。此论虽具神学色彩，实寓以天道制约君权之苦心——天子虽称“受命于天”，亦须“法天而行”，不敢恣意妄为。其三，人道法天。 仲舒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阴阳释三纲：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治道则“德主刑辅”，阳居大夏而阴居严冬，故王者当厚德而简刑，以礼乐教化，移风易俗。
3.礼乐教化，长治久安。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实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德治”，认为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从而为行“德治”寻找理论根据。董仲舒说:“天道”最主要的，莫过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以生育养长为事”，这是“天意”的安排，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就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就是说，帝王承“天意”行事，应强调以“德教”为主，而以刑罚为辅。根据周秦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汉继秦之后，应及时改弦更张，即所谓“更化”，主张以德化民，废弃严刑酷法。他提出兴太学，培养“贤士”，这是“教化之本原”。主张限制对人的剥削。他说:官吏“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以“众其奴婶，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汉书·董仲舒传》，结果“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这是造成刑罚日蕃而“奸邪”不止的原因。
4.大儒风范，千古仰止。综观董仲舒之学，其功在援阴阳以入儒，使孔孟之道由空言转为实政。自汉武以降，儒家思想遂成中华文明之灵魂，教化所及，垂两千年而不坠。东汉哲学家王充赞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其学也，合天人、通古今、融政教，虽后世或有“禁锢思想”之讥，然立纲陈纪、垂宪万世之功，实不可没。大儒风范，千古仰止。
26.6.20DS初稿
龙湖寓士笔意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