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念书时很喜欢上海，时髦、开放、浓稠、热气腾腾。那时候觉得它很大，而我很小，我总觉得这座城市要在我身上发生些什么，惶恐又期待。19年是一个转折点。22年离开上海后，有关它的记忆存量越来越少而模糊，我好像离真实的它反而更近了。

这几天在梧桐区的几个影院辗转，街上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餐厅里有人用最快的语速说着不同国度的语言，凌晨的酒吧有人看世界杯有人在用笔记本改工作稿，公园的躺椅上有人流泪是公众能接受的情绪最大公约数。我突然发现上海变小了，也许是因为我变大了，我对它不再有任何幻想与留恋了。或者它对我逐渐失去吸引力，电影在哪里的影院都能看，爱人在哪里的街道都能拥吻。我只觉得楼太高、人太漠然、酒吧太吵，像精密的集装箱，一切都是被编译过的。

我们用20分钟喝完两杯鸡尾酒，就迫不及待地回酒店，其中有15分钟在摸店里的猫。这里的快、忙、闷湿的梅雨都好像在催着我离开。

前天看《故土》，托马斯·曼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唯独在被问他的故土在哪里时，陷入一阵失怙的沉默。他是想寻找故土，我是没有故土。我觉得我出生的地方、念书的地方、如今旅居的地方，都不是我的故土。我好像就是天生没有也不需要归属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