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首先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然后才是汉族或者中国人。她是什么并不意味着她“属于”什么，并不意味着她“属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国家，只是表明她们拥有某一种身份或者标签而已。

一个汉族女性，一个非洲女性，这两者都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个体，拥有支配自己的权力和自由。你并不会对非洲女性渴望嫁给白人感到愤怒，却会对汉族女性渴望外嫁感到不舒服，甚至表示反对，因为你认为她属于你，或者至少是属于某个抽象的名叫“汉族”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她和非洲女性一样都是同样的具有自我意志，拥有自由自配自己的独立个体而已。

更准确地表述是：在自由主义个人范式与族群民族主义构件的冲突中，行动者对女性身体及婚姻选择权的认知呈现出显性的双轨制特征。

当审视外群体时，行动者诉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视角，将其视为拥有完整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行动主体性（Agency）的独立理性人；此时，外群体的跨族群外婚行为因不涉及本群体的资源流失而表现为认同冷漠。绝然相反的是，当审视内群体时，行动者的认知图式隐蔽地转向了宗族家长制（Patriarchal Kinship）与本质主义集体认同（Essentialist Collective Identity）的复合网络。在此范式下，内群体女性的生物与文化再生产能力（Biologic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ve Capacity）被集体无意识地建构为一种“社群共有资产”或象征性的族群边界（尼拉·俞瓦尔-戴维斯，《性别与民族》，1997）。

这种将内群体女性解构为集体附庸、同时将外群体女性抽象赋权的认知错位，本质上是部落主义（Tribalism）在现代性别秩序中的隐性复刻，它以抽象的族群合法性剥夺了具体个体的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