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已经是宏观上组织能力最强、动员能力最高的国家之一，治理任务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一方面是基层普遍的干部疲惫、形式主义泛滥和行政效率下降，治理资源越往基层越稀缺。这篇从供需失衡的角度解释国家能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国家治理雄心扩张的速度，作者将这种结构错位定义为过度伸展的利维坦。
基础治理的超负荷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大量政策目标通过行政体系层层下压，基层作为最终承接者已经任务过载；基层干部普遍面临权小而责重的困境，留痕以规避自己的责任才是理性也安全的选择；当精力被消耗在合规留痕与迎接检查上，官僚体系从生产治理转向生产证据，形式主义膨胀。每次试图对社会进行更深层更细致的介入，都将增加治理成本，结果却是纸面目标已经完成，社会预期没什么变化，甚至是反向变化。基层超负荷的疲态是政治控制优先于治理效率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状态正在改变官僚体系本身。问责泛化之下，没苦硬吃、没事硬卷的风气到了体制内，大部分人是被结构压力逼着卷，虽然知道卷了也没用，也知道对实际治理的产出有限。大量基层干部出现职业倦怠、工作意义感下降、组织认同感减弱，时间与资源在形式主义的循环中被消耗。如此，基层治理问题也是国家责任扩张与基层承载能力之间的长期错配，组织最终服务于考核指标，形式主义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
不论集权还是分权，都避免不了事实上的分散，形式上可以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横跳，现实中却做不到央地之间的既有效率又相互制衡。高度集中的治理体系普遍面临这样的困境，集权是为了更高的效率，但集权的机制本身制造了巨量的效率损耗。虽然公务员的首要和主要任务是履行政治职能，但可以相对具有某种穿越周期的稳定性；虽然无法完全消除矛盾与不满，但毕竟一直处于缓慢扩展的状态。即使社会整体福祉越来越少，国家汲取能力也不是吃干饭的，过度延伸的利维坦未必是能力追不上雄心，也可能是雄心扩张的过程本身在持续消耗能力。#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