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衣江志》序

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1988年8月8日

暮年的梦里，我总踩在飞仙关潮润的青石板上。江雾裹着蜀西的雨意漫过关楼，鞋边沾着芦山坝的红泥，袖底藏着荥经河的水汽。醒时案头摊着半成的志稿，窗外是燕园的北风，我便知，这青衣江的浪声，早浸进了骨血里。

少时入蜀勘水，沿江流走天全、始阳、荥雅诸县，看夹金岭的雪水一路奔泻而下，心里便存了念头：要为这江作一部活的志。古来志水之书，多记漕运、堤堰、灾祥，像给江河画一张冰冷的脉图。我却想写一部有温度的志——写水的性情，写岸的风骨，写千年里依水而生的人，写被正史漏记的、散落在江风里的文明碎影。

青衣江发于夹金山巅，冰雪初融时只是几缕细流，汇宝兴河的澎湃，穿灵关后峡而出。峡外曾是蛮荒界，司马相如持节凿零关道，劈山开路，从来不是为了帝王的拓疆功业，是为了盐与铁的往来——蜀地的铁器向西去，西羌的盐泉向东来，一条古道驮着生民的烟火，硬生生在群山里踩出了生路。灵关分前后两峡，飞仙关扼守前峡咽喉，灵山峙立后峡门户。古人说“此道惟仙越西域”，是叹山势之险；可我知道，真正踏平险路的，从来不是仙人，是背盐的脚夫、戍边的士卒、往来的商贾，是一代一代把命系在古道上的普通人。

水至飞仙关，芦山河与天全河迎头相撞，荥经河从南岸奔来汇入，一江自此才有了浩荡声势。关楼的影子落在浪尖上，上游三十里，樊敏的碑阙立在芦山的红土里；下游五十里，高颐的双阙守在雅安的田垄间。二人同仕建安年间，同是汉嘉望族，同领州郡之任，门第相当，地缘相接。青衣江上的官船，半日便可往返两岸。春日乡饮酒礼上同席论《春秋》，羌乱时一抚一守书信往来，子弟间的交游，婚嫁里的走动，本是世间最寻常的世谊。可翻遍《三国志》，查尽《华阳国志》，竟找不到半字记载。

正史的笔太重，只装得下帝王将相、逐鹿烽烟；边郡的世家、江上的往来，太轻，落不进史册。好在石头是公道的。樊敏碑的隶书，高颐阙的斗拱，车马出行图的纹路，西王母像的线条，如出一手的刀法里，藏着无需言说的印证。刻石的工匠从芦山走到雅安，顺着江水一路凿下去，把两家人的荣光，把汉家的温厚风骨，都凿进了红砂石里。江水冲不垮，岁月磨不灭，比纸上的史书，更长久。

蜀西多雨，自古称漏天。汛期一至，昏雾锁江，山崩石坠，通途断绝，平畴化作泽国。螺蚌蛟鼍游于城郭，洪涛之声震于千家。待雨收雾散，唯见白屋留着孤树，残梗飘在白沙上，满目萧然。我年轻时见此情景，曾恨江水的暴虐；待勘遍全江的河道，摸透每一处险滩、每一段岸坡，才懂这是江河的本性。它以丰沛的水脉灌溉两岸的田畴，以奔涌的势能催动舟楫，也以汛期的洪水，提醒世人对天地的敬畏。坡陡流丰，是青衣江的禀赋，是利，也是险。治水者从来不能驯服江河，只能学着与它共处。

南下过飞仙关，江水切穿灵山，便是多功峡。崖壁千仞，一线天开，深潭漩流如雷，是全江最险要的咽喉。峡口山势横出如臂，居高临下，顶宽地广。古来兵家在此结营守隘，以为可遏西夷。我看的却是水势——若在此处顺势修渠，可分洪减灾，可引水溉田，可通筏运货。但治水从来不是与水争地，不是把江河捆在石堤里。李冰治岷江，深淘滩，低作堰，顺其性而利其民，才成就了千年天府。青衣江也当如此：不堵，不截，不顺人意改河道，只顺水势利生民。让江水照常奔涌，让两岸的人能安居、能耕作、能行船，这才是治水的本心。

出了多功峡，江面豁然开阔，塘地平展，水势渐缓，一路向南，到嘉州汇入岷江。三江汇流处，细雨空濛，山水都浸在烟霭里。古来多少文人墨客在此停舟，诗句里沾着青衣江的水汽。司马相如的赋里有灵关的风声，苏东坡的词里有嘉州的浪影，四方才士荟聚于此，落笔时，江风正翻过纸页，把浪花的清响，揉进了诗文里。

我年少时做青衣江畔的过客，用脚丈量过每一段江岸；老来伏案作志，用笔记录下每一支水脉、每一段旧事。有人问，一条江而已，何苦耗费半生心力？我总想起飞仙关的汉阙，想起灵关道上的马蹄印，想起汛期过后，百姓在田里补插秧苗的身影。

江河不只是水。它是文明的河床，是生民的血脉，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来路与归处。我作这部《青衣江志》，不为留名，只为给青衣江立一份活的档案——记它的清浊，记它的缓急，记它滋养的土地，记它守护的风骨，记依水而生的，每一个平凡又坚韧的生命。

江水千年不息，志书传之后世。后来者翻开书页，能听见浪声，能看见汉阙，能懂得这一方蜀西山河的分量。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