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阶级之疏狂

不光常州一府，大凡在某个领域有所发明成就的学者，关于他们的行为，当时就有“疯人疯语”“狂狷怪异”之评。深究之，这些皮相之见本是“意识解组”时代的精神哲学问题。纵观古今历史，在专制政权的威逼利诱下，士人的共性特征越发显著，个性逐渐淡化，以至丧失，个性的丧失必然带来精神的萎缩和创造力的蜕化。在清前期康雍乾三朝的文化高压下，这样的狂怪多少还能够保留些许独行侠的味道，难怪太炎先生要把侠士“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与真正的儒者视为同道。徐健庵之孙徐德宗甚至将他自己心目中士的理想境界用组诗《五士诗》表达出来，其所谓“五士”，分别叫作“高士”“狂士”“侠士”“烈士”“贫士”。他们有着“正气不终息，贞心常在兹”（《烈士》）的品性，但他们的言行举止却并不为世人所接受和认可，只是因为“近傲因希古，如痴只避今”（《狂士》）。然而，他们对于常人的冷眼与讥讽往往不屑一顾，“任渠长矫首，不识此崚嶒”（《高士》），“生来安此疾，慎勿娱砭针”（《狂士》）。其实乾嘉时期的不少学者都是高、狂、侠、烈、贫五位一体的，不求闻达，正所谓“乃知遁世者，盛名非所宜”，唯求能有一二流水相赏的知音便足矣。曾与张惠言一起俱受重于金榜的宜兴诗人赵彬（字汸如，一字木杉）在一首诗中有云：“不须辞酩酊，相赏是疏狂。”陆继辂在《合肥学舍札记》中就曾讲了一则与张惠言有关的故事，倒是颇能见出赵彬诗中所说的常州文人之“疏狂”的。阮元在总纂国史时，为张惠言作传入《儒林传》，而后在阮元出任江西时，“有某尚书者以皋文所著书显倍朱注去之。一时士论大为不平，争欲偕皋文弟宛邻琦遍诣诸史争之。宛邻不肯曰：‘先兄宜入《儒林传》与否，将来自有定论，若如此求入，即与奔竞何异？非先兄意也。’呜乎！此可谓能知其兄矣”。有此等胸襟和气魄者，方可成就大学问。后人当然不乏这样的慧眼：“吾国昔日学者，常孤介绝俗，不屑屑于众人之知……故学者之令名，积久而后彰，其所恃者，在少数气味相投，不轻许可，而永久继续之智识阶级。若一时众人之毁誉，则所不计也。”

#文辞有迹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