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法律地位不如国会决议案”这一说法，需要结合中美两国的法律体系、外交文件性质以及美国国内法理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

首先，从美国国内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确实有其特定的法理依据。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上海公报》、1978年《建交公报》和1982年《八一七公报》）并未提交美国国会批准，因此在美国国内法理上，它们被视为“政治承诺”（Political Commitment）或行政协定，而不属于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的“正规条约”（Treaty）。这意味着它们在美国国内法庭上不能作为起诉或抗辩的法律依据，且下一任美国总统理论上可以通过行政指令予以推翻。相比之下，美国国会通过的“联合决议案”（Joint Resolution）一旦经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即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家法律。因此，仅从美国国内法的效力层级来看，中美《联合公报》的国内法约束力确实低于国会立法或联合决议案。

然而，如果从国际法和双边外交关系的宏观视角来看，这种简单的对比并不全面。中美《联合公报》是确立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国际法理依据的核心文件。中方一贯强调，中美关系只能建立在两国达成的共识（即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之上，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法或单方面政策。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尽管中美《联合公报》在美国国内法理上缺乏强制力，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战略大框架上始终维持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坚持。究其根本，是大国博弈的底线与现实地缘利益赋予了这些公报极强的实际执行效力和公信力。

此外，需要特别厘清的是美国国会决议案的性质。美国国会提出的议案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或单院决议案等，仅用于表达国会的立场或政治姿态，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需要总统签署。例如，近年来美国部分议员提出的涉台“共同决议案”，即便在国会获得通过，也不产生实际的法律约束力，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态。
综上所述，虽然在美国国内法理层面，中美《联合公报》作为“政治承诺”的地位低于国会通过的“联合决议案”（即国家法律），但在国际法理和中美双边关系的实际运作中，《联合公报》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政治基石。同时，也不能笼统地认为所有国会决议案都具有高于公报的法律地位，因为国会大量通过的决议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无实质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