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医学生都听过爱德华·詹纳的故事。

1796年5月14日，这位英国乡村医生从挤奶女工萨拉·内尔姆斯手上的牛痘脓疱中取出材料，划开八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的手臂，将牛痘病毒接种进去。男孩感染了温和的牛痘，很快康复。同年七月，詹纳用取自新鲜天花脓疱的物质再次接种菲普斯。这一次，男孩没有发病。牛痘能预防天花，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疫苗诞生了。

这个故事被写在教科书里，被刻在雕像基座上，被一代代医者传颂。它是医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但教科书很少追问细节。

首先，菲普斯不是“志愿者”。他是詹纳家男仆的孩子——在18世纪末的英国，仆人的身体天然地被认为是可以被支配的。其次，詹纳并非只做了一次“攻毒”。为了证明免疫力，他用活天花病毒反复“挑战”（challenge）菲普斯，他在笔记中写道：“超过二十次”。

那孩子接受的每一次攻毒实验，都是一场生死赌局——天花在当时致死率极高。

然而，当詹纳在1798年发表的《牛痘的成因与效应探究》中报告的23例接种案例中，也包括他11个月大的儿子罗伯特·F·詹纳——但请注意，詹纳对儿子做的仅是接种牛痘观察反应，并未用活病毒攻毒。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止步于相对安全的牛痘接种；对仆人的儿子，他反复注射致命的天花病毒。

当时没有知情同意，没有伦理审查。詹纳的做法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视为合理——因为他“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这种“合理”，建立在谁的痛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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