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豆腐的老人

天还没亮，巷子深处就传来木桶碰撞的声音。

那是张伯在搬豆腐板。他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磨豆子、煮豆浆、点卤水，等天蒙蒙亮的时候，豆腐正好出锅。他的豆腐店在老巷最深处，没有招牌，只门口摆着一张木桌，白布上码着方方正正的豆腐，还冒着微微的热气。

张伯今年七十三了，做豆腐做了四十多年。他的背有些驼了，手也不像从前那样稳，但点卤水的分寸还是拿捏得刚刚好，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碎，切开能看到细密均匀的气孔，像是某种旧手艺留给时间的签名。四里八乡的人都认得他做的豆腐，比外面买的香，煮汤不散，煎着吃外焦里嫩。有人说他的井水好，也有人说他用的还是老法子，石膏和卤水的配比自有门道。

我小时候就吃他家的豆腐。那时候他的头发还是黑的，眼睛也亮堂，舀豆花的时候手腕一翻，勺子里的豆花稳稳落进碗里，一滴也不洒。那时候的早晨我总是被豆浆机嗡嗡的声音叫醒，揉着眼睛跑到巷子深处，趴在桌边看他切豆腐。他切豆腐的刀很旧了，但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方方正正，一样的厚度，一样的尺寸，像是用模子刻出来的。他用刀片铲起一块，托在掌心里，递过来，“尝尝。”那豆腐还是温的，入口滑嫩，带着豆子本身的一丝清甜，在舌尖上轻轻化开。

后来我去了城里上学、工作，很久没有回来。有一年回家，母亲说张伯还做着豆腐，只是做得少了，从前做四板，如今只做两板。我去看他，巷子还是那条巷子，老屋还是那座老屋，他坐在门口择豆子，一双竹筛搁在膝上，豆子在掌心里簌簌地响。他看见我，眯着眼认了一会儿，笑了一下：“你回来了？长这么大了。”他的牙齿缺了几颗，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很深的纹路，像老树皮的沟壑。我坐在他旁边的小凳子上，帮他挑豆子。他把坏的挑出来扔进旁边的铁盒里，好的放进另一个碗里。他的手有些抖，但挑豆子的动作还是准的，指腹摩过每一粒黄豆，停一下，再分开放。

“现在怎么只做两板了？”我问他。

“老了，做不动了。”他淡淡地说，手里的活没停，“再说，吃的人也少了。年轻人都去外面买那种包装好的豆腐，嫩是嫩，但是没有豆香味。”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再过几年，我就不做了。到时候这手艺就断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和他无关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说“不会的”，但这句话自己听着都觉得空。张伯笑了笑，把最后一粒豆子挑好，拍了拍手上的灰。“你要走的时候，带两块豆腐回去。”他说，“用冰袋装着，能放两天。”

走的那天清晨，我去取豆腐。张伯已经打包好了，两块水豆腐和两块豆腐干，用保鲜膜裹得严严实实，装在一个小泡沫箱里，旁边放了一袋冰。他说：“路上小心，别压碎了。”我从他手里接过箱子，那分量轻轻的，又沉甸甸的。巷子里的光还是那样暗，空气里的豆香还是那样浓。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他还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把长刀，在晨光里站成一个安静的剪影。

车上，泡沫箱搁在脚边。车子颠了一下，豆腐应该没有碎。我低下头看了它一眼，觉得那里面装的不只是豆腐，是一段已经慢慢停下来的岁月，是一个老人在每一个还亮着灯的凌晨里，用满是皱纹的手掌轻轻托住的清晨。他还会做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很多年以后，我尝遍了他乡各种清淡或浓郁的豆腐，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想起那个清晨，想起巷子深处那个温热的、还带着豆香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