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有两大基因缺陷，很难克服、治愈的那种：

1、盛世、太平年，人口会越来越多，人均土地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劳动力投入更多，但边际产出越少，直到吃不饱。治乱循环，没有办法。

解释一下：古代明清时，小王家有5口人、2丁时，5亩水田年产量2000斤，每丁投入耕田的产量1000斤；等小王变成老王，几个儿子长大了，家里有了4丁，水田仍然只有5亩，全员努力、精耕细作，恨不得全心全力做到极致种植的每一步，但年产量却很难增长多少，就是从2000斤变成了2200斤，每丁投入耕田的产量只有550斤。

——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了，是为内卷。

2、农业生产力极低，很难有积蓄、存款，对抗意外的能力极低，碰上灾荒年、重病等意外，小农户很容易破产，被迫卖田、卖身。这时，因为急于出手，或者灾荒年同时想要卖田卖身的人太多，通常会被压价，纵然地主官僚们不是坏人，也会占到便宜。阶层上升很难、下滑容易。

成为佃农后，负担是比较重的。唐宋至明清，佃户最普遍、主流的分成租是：对半分（五分租，50%），佃农要承担全部耕牛、种子、农具、人工成本，实际净收入远不足五成。

明清江南主流还包括：定额租（硬租），不管收成多少，都收1–1.8 石 / 亩，折算收成占比 50%~70%；旱田地租略低，约收成 40%~55%。

当时农业生产力极低下，佃农需要租种5-25亩左右（南北不同），才可能养活一大家子。因为亩产量很低，南方水田250–500 斤，北方旱田均值 120-180 斤左右。

当佃农人口大幅增长、土地没法增长时，纵然地主不额外剥削佃农，佃农也不可能过得好，因为他们人均租种的土地数量减少，而产量没法增长多少，人均得到的粮食就会大降。

此时，瘟疫、战争、灾荒饿死，就是古代的自然自发调节手段，通过死人来分田分地（或死佃农、自耕农，或地主被杀），重新达成新的均衡。

对比一下，建国以来中国农民交的农业税占收成比一般是：
1950：12.3%
1951：14.5%（建国后农业税实际负担峰值）
1952：12.2%
1953–1955：稳定在 **11%–12%** 区间
1958 年《农业税条例》统一名义平均税率 15.5%（按常年产量算，不是当年实际产量），地方附加不超正税 15%，但实际税负达不到
1965 年：实际负担7%
1970 年：6.2%
1975 年：约4.5%
1978 年（改革开放起点）：4.4%（含地方附加合计），纯正税仅 3.9%。

再对比中国古代政府的粮食税：
1、先秦：井田制（西周）标准什一税：1/10（10%），春秋战国乱世各国加征，部分达 20%。
2、汉代（三十税一（1/30≈3.33%），另有人头税（算赋、口赋）、徭役
3、曹魏、东吴：什二税（20%），北朝均田制恢复什一（10%）
4、唐初均田制：租庸调制，租：每丁每年交粟 2 石，折算亩产约5%~10%；庸：代役绢；调：丝麻织物。中唐两税法：按田亩、资产征税，名义十税一，藩镇割据后层层加征，实际升至 20%~30%。
5、宋：法定正税约 5%~10%，各类杂税叠加后，实际负担达收成20%~30%。
6、明：明初3%~10%；明末总税负突破收成 30%~40%。
7、清：法定正税 3%~8%；耗羡、地方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间实际上缴国家各类税费合计约收成 15%~25%。

上面说的主要是粮食税，不涉及徭役、人头税、地方摊派、战时加征等。

怎么改变这个古代农业死循环？

只能跳出极低生产力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通过外部力量，向外发展，而非向内卷，以解决三农问题。

即：1、把农村劳动力转到工商业，减少农业内卷（因为土地总面积不变，劳动力投入越多，边际产出越少）；

2、工商业有更多税收、更高生产力，能让政府财政有钱，可以进行赈灾、提供社会福利、修水利、提供良种化肥农药农机（提高资本与科技投入，改变农业生产力）等，最终走出传统三农的死循环；——通过外部工商业的发展，一来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二来是积累资本，提高政府财政收入

3、富起来的进城百姓，女性受教育、参加工作，自然就会减少婚育率，不再认为多子多福，同时避孕套等东西被发明出来，让人口不再过快增长。——不再务农的城里女性，因为城市里有着极其细致的社会分工，可以以原子态生存，不结婚、不生子、不聚族群居，也能活下去。传统农业的女性有可能做不到，因为没有丈夫、孩子，就不容易种地（重体力活）、养老、防贼，她们受不了社会舆论与亲朋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