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好友在德国的避难申请被拒了。他的缅甸护照早已过期，大使馆拒绝给他更新护照——不过，使馆当然不会给出一个“此人是在国家黑名单上的异见分子”的纸面说明，好让他能作为庇护申请的材料提交。他组织和参与的所有危险的、敏感的活动也从未留下照片和真实姓名。于是，他提交的材料在这个庇护制度面前不够有说服力。然而那些能在提交的材料里给出一张自己在任何一场抗议中举着三指拍下的照片的人，总是能通过申请的。在这种鼓励机制下，来到这里的缅甸人，不断要去那些NUG（流亡政府）组织的集会——哪怕他们并不认同，甚至并不那么关心政治——好换取一些有朝一日能做避难申请的有效证据。

这暴露出西方世界庇护制度中既粗暴又残酷的逻辑，它只要“可展演的政治身份”，哪怕它跟“真实存在的政治风险”并不相关。事实上，在很多地方，真实的政治风险要求人抹除一切数字痕迹，本就是难以举证的。地下性和匿名性原本是在政治行动中保护行动者可持续性存在的方式，却在庇护制度里变成了取消其存在的机制。当一个人无法把自己的政治行动组织成可提交、可被西方系统辨识的故事，ta就在系统中失去了叙述资格。

而这种庇护逻辑大概也在难民中反向塑造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主体”：一种不断为未来的法律程序生产自身证据的人。人开始被迫为制度，或者说自身的存在能够得到制度的承认，而预先生活。当政治表达仅仅成为未来居留申请的一份附件，那么政治就只能是展演的政治，行动则是一种“CV”化的行动。

我在之前写缅甸的一些文章中写过：“国际组织的经费，只能流入“非暴力”抵抗和人道主义救援的项目里，而这场革命亟需的是武装力量。一些革命者仍然苦苦的穿梭于克伦邦的丛林与湄索之间，而他们的所有抵抗行动都不具有面向国际舞台的展演性。倘若革命最终失败了，那些待在清迈和曼谷的INGO中向国际社会展演革命的人，即便在流亡到第三国后也会拥有漂亮的行动资本和履历，而这些在地面战场上苦苦抵抗的人，则不再拥有任何姓名。” 事实上，哪怕有朝一日革命成功了，这些丛林里不可CV化的抵抗，也是“没有存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