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五、
文革期间，八一学校因为被批判为贵族学校而关闭，我妈的编制是属于贵州军区干部处管理。于是我妈就提着她写的那一包申诉材料，去贵州军区干部处反映问题，她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估计之前也有和我妈一批离开八一小学的教师去找过他们，所以他们驾轻就熟的告诉我妈：以后你不要跑这么远来找我们，你在家里等待。我们会派一个干事去了解你的情况，并负责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我们家住在北门，步行去南门找军区干部处是很远的一趟。我妈又舍不得花钱坐三分钱一站的公交车，基本上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有时候还找不到管事的人，人家要开会，要出差，办公室不是随时都有人的。
我妈回到家等了几天，果然来了一个年轻精干的徐干事，他很同情我妈的处境。陪我妈去看了缝纫组的工作车间，又去了解了我妈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几块钱。关键是找到办事处的领导，给他们说：陈老师是从我们军队下来的人，她的问题由我们军队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了。在文革中，军代表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们要给你解决问题，遇山劈山，遇水断水，没有任何人敢跟他们唱反调。
看来解决我妈的工作问题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所以也没有那么着急了，但是没有收入却是一个摆在我妈面前的难题。又熬了一两周，徐干事又提着他的那个公文包来了，他拿出一张纸，上面都是一些可供选择的就业单位。虽然都是村镇的供销社，土产公司之类，但是我妈还是从中看到了希望。
那时候我带着女儿在生产队劳动，我弟也从三都县的月亮山迁回来，安排在我们公社的茅草大队，所以我妈就选择我们公社的所在地——东风镇上的一家供销社。
终于等到了通知我妈去报到的那天，我大弟陪着我妈步行十余里地，从贵阳走到了乌当，报到的那天就发了当月的工资，一下子拿到了四十几块钱，我妈和我弟都高兴坏了，觉得是天上掉下
来的馅饼。人一高兴，有了钱就乱花，然后我妈就去给我弟买了一件红色的卫生衣套衫。为了赶时髦，我妈还从中间给他剪开一刀，把拉链缝上去当开衫穿。
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聚会”，大概就是叙述我妈在乌当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在我弟也在。所以我们经常见面，哪怕喝口稀饭，吃碗面条，都充满了浓浓的幸福感。
我们母女和大弟会在赶场天，聚在我妈那里吃一顿饭，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安稳安定踏实。如果这样过下去，有工作做，有稳定的收入，那是多么地美好。
到了71年夏天，先生来信说，已经和兴义那边的知青办讲好了，我先以“转点”的名义过去，再通过县知青办给我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