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最常听到的话是：“社会结构性地对女性不公。”听多了，我开始疑惑，什么是“结构”？琢磨片刻，法律、经济、文化，肯定是结构。经济和文化过于庞大，法条是固定的。为了知道这句话说得对不对，我决定去结构里看看。这个念头是我写《离婚的嫌疑》的缘起。作为法律的门外人，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我去律所实习观察，看《民法典》婚姻篇。

法条不长，但人们的生活被此决定，被此约束，被此指导。我的疑问并不难解答，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我国实行婚内财产混同制，即婚后两人的财产均分。家庭中没有工作的一方，也享有配偶的收入，这是法律的规定。

简单的条文背后是复杂的现实。过去几十年间经济飞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婚姻不仅包含感情，也是财产分配制度。法律视双方平等，没有性别差异，共享财产，不鼓励任何性别不劳而获。法条如此清晰，可是回到现实里，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家庭妇女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法律解决不了我的困惑。为此我看向文化，在传统的儒家文化里，男主外女主内，这让女性站在了共享配偶收入的那一方，但回到日常生活里，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养孩子……积累的财富有限，等到真要离婚的时候，配偶收入多用于日常生活，婚内能分配的收入也有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现实。

法律和文化之间就像有一条缝隙，随便一拧，就有人掉进深渊里。

继续转向经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高校扩招、女性就业率提高，结构似乎在松动。由法律、文化和经济构成的结构真的改变了吗？我一时难以回答。不仅如此，我还有了更多的困惑。除了文化习俗、法律、经济，关系中的话语权、尊重、权利也同样重要。即便结构在缓慢地发生变化，那为什么我们的感受却与之相反？

我写了三对配偶的离婚，耄耋老人的离婚案，职场女强人和全职爸爸，以及豪门离婚案。它们并不来自现实，而是我将现实推至极端，逼迫法律给出回答，同时也逼迫我自己做出回答。

《离婚的嫌疑》刊发，单行本也会在秋天出版。
这几年我很容易灰心，很多事拖着拖着就不做了，写完这本小说一年多，不再写一个字的小说，心里踟蹰，对未来茫然。距离我上次出书好像三四年有余，小说刊发出版像时间的句号，为过去划下真正的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