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超话]# 听见世界丨帝国的话语体系孕育了现代犬类世界的词汇。正如在帝国的疆域内的情形那样，人种、文明和忠诚等观念在犬类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具有说服力。这些观念还与近现代的其他概念，比如国籍、阶级和性别相互交织。尽管这些词汇在跨国、跨文化、跨语言使用时被翻译和转换，但所代表的基本思想仍然相当一致，即使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其侧重点发生了变化。

人种（将人类根据血统遗传的不同身体特征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以及种族主义（基于上述假设而采取的旨在控制、排斥或消灭其他“种族”群体的各类实践）充斥着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世界。至少从18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在不断演变的人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等级制度。到19世纪末，许多人认为人种是个人和群体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利用科学，包括源自畜牧业的概念，来理解并接受帝国主义世界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尽管如今在语言的实际使用环节，“人种”“品种”和“血统”三个词的语义基本各不相同，但这些词过去曾经是同义词，经常被交替用于指代人类和其他动物。人们习惯性地谈论狗的品种、野蛮人种以及纯种的人类。从19世纪后期开始，动物育种学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和优生学思想的影响，反过来助力构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和优生学思想，同时加剧了国家对保护和改善人类和动物的“血统卫生”的担忧。

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狗和其他家养动物（以及人类）的最根本的操控，已成为其核心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个体（无论是狗还是人）是混血还是纯血?如果是后者，来自哪个品种（或人种）？人们认为纯种的狗——也就是说，一种其祖先被认为符合后来建立的繁殖标准，并且在外表和健康方面符合规定标准的动物——是拥有纯种血液的狗。那些不符合这些往往是随意且有时变化无常的品种（或人种）繁育标准的狗和人，则被贬低为混血（或非纯血）的种类。通过严格控制繁殖、淘汰某些后代以及记录血统系谱三种方式，能够迅速而彻底地塑造动物的躯体。这些繁育技术强化了前述观念。人类学家约翰•博尔内曼曾提出：“类似于人种，人们常把品种与遗传学和生物学相混淆，而且品种经常被认为是遗传学和生物学的问题，而非文化的问题。由于关于现象的争议最终可由生物学解答，社会秩序的自然特性从未受到质疑。”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狗属于这个品种或那个品种，或者是混血品种。但就像动物品种与人种的产生之间是相互关联和交织的那样，它们都是偶然的、不断变化的，是基于文化而建构的范畴，该范畴与国家的形成、阶级的结构和民族身份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明”这一概念在18世纪和19世纪逐渐主宰了西方思想。该概念所呈现的历史观是线性的、发展性的和进步性的。语言、动植物物种、人类的民族和人种以及特定社会中的不同阶层，都被认为以不同的速度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按照人们认可度的升序排列，这些阶段通常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与狗和养狗行为类似，文明论的话语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传遍了全球。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种流行的话语修辞手段被许多人用来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称其为“文明化进程”，同时，他们也使用这些表述来区分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以及人类和动物两个范畴内的事物。一般来说，来自宗主国的人类和其他动物被认为是文明的，而来自被帝国主义殖民或影响的地区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则被判定为野蛮的。一个人或一只狗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文明的”，取决于其所属的人种或品种和国籍，并经常受到其他范畴因素的影响，如在同一人种或品种或者同一民族群体中，往往还受诸如阶级和性别类别（通常指人而非狗）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早期的文明观在20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随后出现的“现代性”和“发展”等概念框架并没有完全抛弃文明论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假设。

与人种和文明类似，忠诚（即一种责任感或对某物或某人的忠诚），是与民族身份紧密相连的，此概念在19世纪的许多国家中受到普遍认可。这正是“忠诚”一词在日本的演变过程。一千年来，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和其他东亚人崇尚孝道，他们忠诚于社会上层和政治上层。这种忠诚具有家庭属性和个人属性，但远非绝对的，这一点在社会动荡时期尤为突出，比如日本的战国时期（1467—1568年），当时的武士家臣一旦有机会就会背叛他们的领主。在随后的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日本政治精英们越来越重视推崇个体的忠诚观念，以加强领主和家臣之间的封建纽带，并维持对农民和其他平民的支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经济变化严重动摇了社会结构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政治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忠诚逐渐脱离个人关系，转向制度化的对象，依附于各藩而非领导者个体。[然而，也就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忠诚才呈现国家性，也就是说，此时忠诚才被导向国家，并被期待成为全体臣民或公民的共同义务。随着国家的兴起，政府和民间代言人开始倡导忠诚和爱国主义，以此提升公民道德，加强以天皇为顶点的民族团结并加强对国内民众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控制。

为了动员帝国臣民投身于经济增长、帝国扩张和军事战争，并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日本领导人大力提倡忠诚和勇敢，借以实施并维持对大众的控制。有时这些观念也被投射到非人类动物身上。以狗为例，许多对犬类着迷的人开始宣称某些狗，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品种，都被赋予了非凡特征，比如忠诚和勇敢。当某个犬种所具有的特征被人为地与某个民族所特有的品性联系起来时，此类宣传就显得更为强势、更为频繁。那么，特定的犬只成为人类——或者至少某个国家的——“最好的朋友”，其中的利害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忠诚、文明和人种是密切相关的，尽管乍一看，它们相互间似乎没什么关系。研究一下各个词语的语义有助于解析这些概念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使某事物“文明化”，意味着将其从原始或未开化的自然状态中带出来，用当前的表达法，就是使该主体更文明，更有教养，更有人情味。要变得文明，一个主体必须是可塑的、顺从的，并且愿意遵守秩序、接受训练、服从纪律。从历史角度看，“文化”词也与畜牧业以及某些动物的培育、改良和饲养有关。

“文明化”这一动词的另一个同义词是“驯化”。如今，后者通常指通过诸如通过控制食物、保护其不受天敌侵扰以及有选择性地繁殖等措施来驯服非人类动物，从而改变其生长或特征，使动物物种依赖人类而生存的过程。以前，“驯化”这一概念也可以指塑造他人的行为和性格。这个词是“家养的”一词的衍生词，意为“与家庭、家庭事务或家庭有关的”。“家养的”一词可以描述被驯服的家畜，也可以描述家内仆役。家内仆役几乎总是来自不同的人种的人或低于家庭主人阶级的人。家内仆役和家养动物，尤其是宠物，都受制于主人，依赖主人，并对主人忠诚。要成为家庭的“一员”，无论是动物还是仆役，都需习得文明行为并能保持文明行为，而在19世纪，一些人认为这种文明行为是纯血人种或品种的专属特质。过去，“驯化”一词多与“文明化”交替使用，指代征服其他人群的过程。

除了驯化之外，在某些语境中，动词“文明化”在意义上等同于“殖民化”，即在殖民者认为的无人居住的地区定居或安置人口。一些19世纪的殖民者曾断言，某些人种的“劣根性”是深刻的、持久的，这些人种无法被文明化，无可救药。对他们而言，驯服或驯化这些“野蛮人”是不值得的。

文明化、驯化、殖民化——每个术语都暗示着一种以建立等级关系为目的的征服过程，这种等级关系建立在恐惧、操纵、依赖或忠诚之上，而通常情况是四种因素兼而有之。所谓“未开化”或“混血”意味着某个人或某种其他动物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或更接近自然的，无论是由于人种、国籍、阶级或性别，还是由于人种、肢体或道德方面的退化。直到最近，忠诚还通常被认为是只有文明的、有教养的且血统纯正的人或其他动物才能具备的品质，而“野蛮人”或“混血人种”则被认为缺乏兑现承诺或履行义务的能力或意愿。总而言之，在语义层面，文明、人种和忠诚彼此纠缠，到19世纪后期已成为帝国话语修辞中常见的语言成分。

与其他地方类似，日本列岛上的人们经常用这种帝国词汇来谈论狗和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犬类被描述为忠诚、有教养且血统纯正，这种说法通常只限于某些特定种类的狗，往往是大型猎犬，它们为地位较高的人所饲养，比如武士。然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人们开始构建并认定某些犬种代表国家，认为这些犬种在象征意义上集中体现了文明、人种和忠诚的理想特质。

#历史##微博新书见面会##开学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