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是让它配得上资本的运动，而不是反过来。对于自然界来说，资本已经先行完成了普遍的，灭绝性的抽象化。它以最彻底的野蛮方式，把物质现实的冷漠，暴露为其呈现自身的基础。

它把人类擅长的，对于每一差异都进行统一的综合效果，都谴责为不稳定的配置。并把一切人类象征性再现中所获得的虚假存在感都废黜，使其变得荒诞。从而把哲学和文化曾经固守的“在场”神话，某种对于“思想和生命具备互惠关系”的迷信循环，和对神圣性的怀旧都推到了绝境。

如果文化还试图反过来让资本服务于自身的意义重建，让资本服从于人类对世界的某种“和解”，即人类对第二自然（女人式的，人类化的，借助“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的自然）关系的修复，那它就不能去把握“自然”。或者说，难以把握第一自然所呈现的那种，科学实在论所阐述的物质现实。

资本在本体论层面的”美德”，恰恰在于它作为一种无情的祛魅力量，与科学实在论的逻辑同构。它在大地上的运动，或者游荡，不断摧毁着人类在“显明形象”（manifest image）中所构筑的，所有温情脉脉的自我认知。

正如科学形象无情地将人类不断还原为“复杂的物理系统”。资本的运动，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消解任何试图将自然“拟人化”，或赋予其“内在目的论”的企图。

在某种更加抽象的视角上来说，资本不承认任何“表达的复杂性”能通过心灵的否定熵来对抗物理熵。

实际上，资本的运动本身就是物理熵在社会历史层面的实际展开。它系统性地消解梯度，并将一切质性复杂性转化为可通约的量。

在大陆的后结构主义传统中，“复杂性”被定义为系统在个体化与现实化过程中对强度差异的包络与表达。系统大致上被分为三种，物理系统仅在边缘进行一次性区划与限定，而生物系统则将个体化因素包络于有机体内，通过遗传与环境动态来逐步实现。人的"心灵系统"，意识，则通过第三综合（third synthesis），断裂（caesura of thinking）与“他者”（the other）的表达，将强度差异提升至否定熵的顶点。

死亡本能在此被转化为否定熵的载体，人的心灵通过“垂死”（dying）的经验，将非人的个体化现象重新蕴含于表达之中：恐龙的存在与消失如果具备意义，那就是为了衬托人性的非凡，一种对抗物理熵的说明性展开。

这一机制甚至被德勒兹赋予了本体论尊严。时间作为强度差异的收缩，是物理广延的充足理由。而心灵的表达最终使表达者与被表达者达到相称，否定熵因此成为对物理死亡的胜利。

资本对这一整套构想的拒绝是几乎彻底的。它完全不承认任何“心灵的否定熵”能作为对抗物理熵的真实力量。因为资本的抽象化早已将“表达”与“说明”之间的扭转，将强度与广延之间的相关，统统还原为价值形式的等价运动。价值形式不关心有机基质或心灵收缩，它只关心可交换性。

一切德勒兹意义上的“表达复杂性”，无论是生物的遗传包络，心灵的信号/符号系统，还是文化象征的意义生产，在资本眼中都只是暂时维持局部梯度的配置。而这些配置的命运，就是迟早被进一步的抽象化所吞噬或耗竭。

资本不“承认”否定熵的对抗效力，并非因为它缺乏“认识”，是其运动逻辑本身就是熵增的一个侧影。它通过“普遍等价”，不断消解那些曾被心灵或生命所包络的强度差异，将它们转化为可被无限分割、转移、实现的价值流。

局部否定熵的努力，例如文化重建、意义修复、与第二自然的调和，各种各样的思乡病，在这一运动中要么被吸纳为新的抽象原料，要么被暴露为不稳定的幻觉。资本因此只承认物理熵的最终胜出，而不承认任何超越它的心灵或生命机制。

与此同时，资本只承认时间作为绝对同一性的展开。这一同一性不是柏格森式的绵延对空间的优越，更像是某种德勒兹视角下，对海德格尔批判之后所抵达的立场：

时间作为绝对空间-时间的同一，其中差异（个体化、复杂性、表达）与冷漠（熵、虚空、灭绝）不再被赋予层级或表达上的特权。资本的运动正是这一同一性的历史实现。

只是它不把“时间”，理解为可被心灵否定熵“拯救”或“提升”的过程。

聪明的野兽发明了认识与价值，最终却在星球的冷却中死去，消失，“什么都不会发生”。而资本让这一“什么都不会发生”，从宇宙尺度，降临为日常机制。这是某种本体论层面的美德。

它通过抽象化，让每一次意义生产，每一次复杂性包络都显得短暂、任意、最终无目标。这一展开最终会导向灭绝。它并不追求生命内部的创伤或有机“回归”，认知意志与虚无意志的最终同一作为一种副产品被呈现出来：

思想要把握的，从始至终，似乎都是这种生命无法承受的冷漠与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