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給審稿人「發工資」:一場重建學術評價體系的有益實驗
科學建立在同行評審之上,但幾乎每一位投過稿的研究者都體會過那種漫長的等待——稿件遞出去,如石沉大海,數週甚至數月杳無音訊。更令人沮喪的是,經過長久等待換回的評審意見,有時卻潦草得無法真正幫助論文改進。同行評審是學術質量的守門人,可這扇門,常常轉得又慢又澀。
《Biology Open》期刊決定做一件在學術界近乎「禁忌」的事:給審稿人付錢。
這是一場名為「Fast & Fair」的實驗(報告來源:http://t.cn/AXobA6yH)。
2024 年 7 月,這本由非營利機構 The Company of Biologists 出版的期刊啟動了一項為期六個月的試驗,取名「快速且公平」(Fast & Fair)。規則很直接:如果審稿人能在四個工作日內提交一份被責任編輯認定為高質量的評審報告,就能獲得每篇稿件 220 英鎊(約 290 美元)的報酬。
值得注意的是「高質量」和「準時」這兩個附加條件——這正是它區別於以往類似嘗試的關鍵。過去也有人試過付費請人審稿,但往往對速度和質量不設門檻,結果錢花了,效果卻含糊不清。這一次,付款與績效嚴格掛鉤:接到邀請後有一個工作日決定是否接受,一旦接受,就必須在四個工作日內交稿;逾期,或報告被編輯判定為無用,都拿不到錢。
實驗結果令人印象深刻。付費評審把首次編輯決定的平均時間從近 38 個工作日壓縮到了 5.5 個工作日。更重要的是,速度的提升並沒有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由責任編輯根據「對做出編輯決定的幫助程度」來評判,評審質量反而上升了。而且,付費組與傳統組在拒稿、修改、接收的比例上並無明顯差異,說明給錢並沒有讓評審「放水」。
試驗成功後,期刊在 2025 年 4 月將方案從最初的 2 位編輯擴展到全部 10 位學術編輯。如今,它擁有一個由來自世界各地的 500 位預簽約審稿人組成的數據庫。當一篇稿件進來,編輯不再需要平均發出九封邀請、苦等數日甚至數週去湊齊審稿人,而是直接從擁有相應專長的簽約名單裡挑選即可。
主編 Daniel Gorelick(貝勒醫學院發育生物學與毒理學家)說得很坦率:付費審稿的點子不難想到,難的是執行。而這套機制的精妙之處,恰恰在於它用預簽約合約、明確時限和質量審核,把一個「聽起來很美」的想法變成了可持續運轉的系統。當然,他也強調了底線:如果找不到具備相應專業能力的審稿人,他們寧可讓作者改投他刊或走傳統評審,也絕不會為了追求七天的周轉時間而降低嚴謹性——永遠不會為了速度犧牲質量。
為什麼這是重建學術評價體系的有益嘗試?
長期以來,同行評審是一種近乎「用愛發電」的無償勞動。研究者在本職工作之外擠出時間,義務地為期刊把關,卻鮮少獲得任何實質認可。這套體系依賴於學術共同體的責任感,但在科研壓力日益增大的今天,它正變得愈發脆弱——審稿人難找、拖延嚴重、質量參差,幾乎成了全球期刊的通病。
「Fast & Fair」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讓流程變快,更在於它重新定義了評審勞動的價值。它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認真、專業、及時的評審是一種值得被尊重和補償的專業貢獻,而不是可以無限索取的免費資源。當評審工作被正式承認為一項「有價值的工作」,整個學術評價體系的激勵結構也隨之被重新校準。
當然,這不是沒有爭議。有人擔心付費會扭曲評審動機,或讓資金雄厚的期刊佔據優勢。這些顧慮值得認真對待。但《Biology Open》的數據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在設計得當、質量把關嚴格的前提下,付費不僅可行,而且對作者、編輯、審稿人三方都有益。
正如 Gorelick 所說,長期以來人們對付費審稿有一種「深刻的抗拒」,無論是出於原則還是「認定它行不通」——而現在,他們證明了它行得通。至於能否推廣到所有學科,他很誠實:魔鬼藏在細節裡,唯一知道答案的方法,就是去做實驗。
這與開放科學有什麼關係?
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核心追求,是讓科研過程更透明、更高效、更可及。而同行評審長期以來恰恰是這個鏈條中最不透明、最低效的一環——它像一個黑箱,作者不知道稿件卡在哪裡,公眾看不到評判的過程,審稿人的付出也無從被記錄和衡量。
付費、契約化、有明確標準的評審機制,本質上是在把這個黑箱流程化、可衡量、可問責。它讓評審不再是一種模糊的人情勞動,而成為一項有記錄、有標準、有回報的透明工作。這與開放科學所倡導的透明與可追溯精神高度契合。此外,這篇報告本身也是以預印本(bioRxiv preprint)的形式率先公開——實驗的成果,用開放的方式與整個學術界分享,這本身就是開放科學實踐的一個縮影。
當評審環節加速並變得可靠,論文得以更快地進入公共知識領域,這也間接推動了科研成果的開放流通。可以說,重建評審激勵機制,是開放科學拼圖中容易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一塊。
高校圖書館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在這場關於學術評價與開放科學的變革中,高校圖書館遠不只是「借還書的地方」。事實上,它們正處在一個獨特的樞紐位置,可以發揮出實實在在的作用。
第一,做學術傳播的引導者與教育者。 圖書館可以透過講座、工作坊和研究支持服務,向本校師生介紹像「Fast & Fair」這樣的評審創新,幫助研究者理解同行評審的變革趨勢、預印本的價值,以及開放科學的理念。當研究者更懂得評審的意義,他們無論是作為作者還是審稿人,都會更有意識地參與其中。
第二,做開放科學基礎設施的建設者。 許多高校圖書館已經在運營機構知識庫、管理開放獲取基金、支持預印本存繳。它們完全可以進一步整合資源,為本校學者參與付費評審、公開評審等新模式提供制度和資金上的支持,甚至協助談判出版協議,把「評審勞動的價值」納入機構層面的考量。
第三,做學術評價數據的管理者。 評審是一種學術貢獻,卻長期缺乏被記錄和認可的渠道。圖書館在科研數據管理、學者身份標識(如 ORCID)、學術成果追蹤方面積累了專業能力,可以協助建立將評審貢獻納入學術評價體系的機制——讓一位認真的審稿人,其付出能夠被看見、被計入其學術履歷。
第四,做中立的協調者與倡導者。 圖書館既不像出版商那樣有商業利益,也不像個別研究者那樣勢單力薄。這種中立性讓它們有資格成為連接研究者、出版機構與科研管理部門的橋樑,在校內推動更公平、更透明、更可持續的學術評價文化。
寫在最後
給審稿人付錢,聽起來像是一個簡單甚至有點功利的主意。但《Biology Open》的實驗告訴我們,當這個想法被嚴謹地設計和執行,它能撬動的,是整個學術評價體系中那些習以為常卻早已失衡的部分。它讓我們重新思考:學術勞動的價值該如何被衡量?科研的流程能否更透明、更高效?
這場實驗未必是最終答案,但它無疑是一次有益的嘗試。而在這場變革中,高校圖書館不應只是旁觀者。憑藉其在知識管理、開放獲取和科研支持上的獨特優勢,它們有機會——也有責任——成為推動這一進程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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