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打仗，靠枪杆子；建设新中国，也要靠笔杆子。他自己顺手带上了门，然后站定，眼睛先环顾了一圈。那目光扫过来，不像巡视，倒像是老朋友打招呼，每个人都觉得他看到了自己。

接着他就笑了，不是摆出来的笑容，是那种从眼底透出来的暖意。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大家为我们的事情，辛苦了。”声音不高，很清晰，带着点南方的口音，却字字都能落到人心坎里。

他说完，没有直接走到预留的主座，而是沿着过道，从这一排走到那一排，和伸手过来的人握手。握到冰心时，冰心只觉得那只手干燥而温暖，很有力地握了一下就松开，时间不长，却让人感到郑重。

他当时还叫了一声“冰心先生”，说读过她的文章，尤其是写给孩子们的那些，很纯净。冰心后来说，自己当时只是说了两句谦辞，心里却像被那“先生”二字烫了一下——那是极尊重的称呼，在旧时代，何曾有人这样称呼过一个女作家？
他一路走过去，遇到年轻的面孔，会特意停下来问名字，问写些什么，在哪里发表。

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激动得话都说不连贯，周总理就微微倾着身子听，听完点点头，说：“好，青年人就是要大胆写，写出新中国的气象来。有困难，可以提。”语气寻常得像在拉家常，可那青年人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等他走到前面坐下，会场的空气已经完全变了。先前那种无形的紧绷感消失了，大家的身子不自觉地放松，椅子挪动的细碎声音里，多了些活气。会议开始后，他多数时候在听，拿着支铅笔在纸上记着。偶尔有人发言激动，讲得长了，他也不打断，只是抬头很认真地看过去。

等到他讲话时，没有空泛的大道理，句句都落在实际处。讲到文艺工作的意义，他说：“我们打仗，靠枪杆子；建设新中国，也要靠笔杆子。你们的工作，就是塑造民族的灵魂。”讲到作家的生活保障，他说了几个很具体的办法，比如稿酬标准、住房安排，甚至提到有些作家身体不好，要想办法让他们有安静疗养的地方。

冰心静静地听着，手里的笔忘了动。她想起过去几十年里见过的许多“大人物”，有的倨傲，有的敷衍，有的把文人当作点缀或麻烦。而眼前这个人，他是真的懂，也是真的在意。他理解文字背后的心血，也看见这份职业的清苦与尊严。

他说“塑造民族的灵魂”时，语气是那么自然，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让她心里那团埋藏了很久的、关于写作意义的东西，忽然被拨亮了。
会议结束，他又一次和大家道别，才匆匆离去。他走后很久，会场里的人们还没完全散开，三三两两地低声说着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被那团“火焰”映过，亮堂堂的。冰心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门外。天已经有些暗了，可她却觉得眼前的路，比来时分明了许多。她知道，那道照亮屋子的阳光，也照进她心里去了。往后的路，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走了。她后来在很多文章里，都带着这份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