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是稳增长和防风险下的重要政策创新，理论上是层层把关，运行过程审慎；但政策性金融机构本就是财政体系金融化的结果。国家创造并利用市场服务于公共目标是一把双刃剑，一是通过市场工具将地方政府转变为市场的参与者，并以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抵押为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再是快速的金融化也带来道德风险，因为它允许地方政府超越其财政限制，过度支出。面对由政府支持的、基于市场的融资机制的过度复制造成的债务问题，政策制定者是更倾向引入各种替代金融工具继续金融化，还是进行纾困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缓解结构失衡、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由于更多的结构性任务，政策目标也更加多元化，虽然具有明显的定向和直达特征，工具及其组合的差异或不当可能会产生扭曲错配，更合理的激励相容机制、多部门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政策界限的区分等都可能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或鼓励违规套利。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财政政策之间本就存在密切联系，政策建议翻来覆去还是那些说烂的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国际比较的部分有点机械，这个算是长久以来的共性问题。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出现结构性缺口，土地出让收入与土地抵押融资成为填补这一缺口的主要工具，这依赖的正是财政信用与金融信用的耦合，地方以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基建资产作为隐性担保，为融资平台的举债提供方向性背书；商业银行据此为融资平台提供数倍于地方财政自有资金的信贷支持，将有限的土地收益预期转化为当期可支配的建设资金。财政信用越强，银行愿意匹配的信贷规模就越大；反之，当土地价格进入调整阶段，财政信用弱化，银行的信贷响应随之收缩，融资平台偿债压力便直接传导至银行资产负债表。房地产模式是财政信用与金融信用在土地这一载体上耦合运行的结构性偏差，为什么预算体系不能根本缓解财政困境、为什么信用缺口体现激励问题？资本市场并未成为地方的主要融资出口，因为证券监管体制与全国交易场所高度集中，地方对企业上市的制度性影响力持续收窄，日益规范的审核与监管进一步降低股市对地方的吸引力。加之地区间上市资源参差，在实质上构成地区间的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之下，银行信贷体系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纠缠更深，通过掌握要素价格主导本地金融资源的配置，融资平台由此成为地方从银行体系筹措资金的主要渠道。

财政与货币最终在实践中汇合为一套新的运行机制，两者共同作用于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通过信用机制组织社会资源是不是可以解释很多发展中的现象？当财政约束较强时，信用更多依赖金融体系扩展；当金融约束收紧时，财政通过制度设计强化信用引导能力。信用在两种体系之间不断重新分配，并在动态过程中接力，但风险在资金投向与最终信用背书方面高度重合，在会计处理与预算约束上是分离的。从信用扩张与约束之间的动态错配看不同经济体的风险分散方式，中的特色呈现为财政与金融在发展目标约束下的高度嵌套，中国的银行体系长期承担稳定增长路径、缓冲外部冲击并维持社会稳定预期的责任，风险的低可见与长期拖延对应资产负债表的僵化与效率下降，当未来经济的增速放缓，当时间不再那么廉价，银行的问题也是在考验国家能力。这同步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财政通过制度性认定影响企业预期，银行体系据此调整授信意愿，与地方政府关联更紧密的主体往往获得更优的融资条件，财政与金融的联动由此进入微观经济单元，并通过企业行为反馈到宏观信用结构之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撬动地方发展还需要搭配其他支持。

财政金融化与货币财政化的结果是财政与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实际运行中的调控结构是国家信用、财政资源与金融体系共同承担发展目标。用中央的确定性信用去置换地方的不确定信用是终极纾困还是另一种维度的信用接力，账实错配的风险如何实现动态平衡是一个正在实践的问题。#读文献#